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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制订《释例》的前辈们是否念不及此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笔者所知，程毅中先生就是国内较早关注印本差异问题的学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文（见《社会科学战线》 1988年第3期）中已明确提出“研究古籍版本，不但要注意不同的刻本，还要注意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的观点。在程先生参与点校的仇兆鰲《杜诗详注》一书中，也充分注意到底本的印次选择。然而，或许是限于当时古籍利用的客观条件，这些可贵成果都未能体现在《释例》中。从这一点来说，《困学纪闻注》在底本选择上能具体到某一印本，较《释例》的要求无疑是进了一步；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进步的取得，来源于中华书局年轻一代编辑的主动担当。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谦逊地将《释例》称为“初稿”，以示后辈可依据实践加以修订。而随着古书利用条件的逐步改善，《释例》“校勘部分”的个别观念与表述也确有加以完善的必要。希望这样有意义的工作能由书局老一辈学者带领年轻一代学者来共同完成。 困学纪闻注》点校本的推出，一方面为当前的古籍整理树立了新的典范，另一方面，也为学者进一步研讨思考提供了有意味的话题。 翁注的原刻本，据笔者所知，其实存在三种印次，彼此文字互异。原本刻成之后一年翁元圻才去世，他还有时间对印板加以修订，所以笔者猜想上述两次改动均出自作者本人。 所见之初印本，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十四册，曾为宋育德故物，钤有“奉新宋育德印”、“公威藏本”、“卷雨楼”等印；一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本，八册，曾为沈阆崐故物，钤有“北座从官东山外史”、“肖岩藏书之章”等印，书眉多有朱色校笔，出自与中华书局渊源甚深的前辈学者孙人和先生之手。这两部印本印次一致，均有数处明显的讹脱。卷二“郑康成注《禹贡》九河云”条，初印本翁注之末有“《书》《诗》正义皆孔颖达所作，而不同如此”一句，为后来印本削去，但比照翁注稿本，实有此句，可见初印本并非一无可取。 所见之中印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相当于点校者所称之“后印本”，文字有挖改订正。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翁注原刻本，有李慈铭批，凡例末有李氏手跋，也属中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曾予影印）。检李氏《越缦堂日记》咸丰辛酉（1861）七月初十日记，有“翁载青全是簿录，略无心得”之语，不算好话。国图藏本上的李氏跋较晚出，称“后得余姚翁方伯此本，则为窭人解衣珠矣”，通篇写得成熟稳重，全无当年的犀利风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李氏随年岁增长，加深了对本书的理解；另一方面，本书既是翁氏曾孙“巳兰农部”所赠，李氏作跋时便不免有人情的考虑。巳兰指翁元圻之孙学濬的长子翁琳，一名庆龙，字述曾，曾任户部河南司主事。 所见尚有一种后印本，在中印本基础上改动文字，比如卷十一“箝语燔书“条，翁注引《史记·始皇本纪》“丞相高杀二世，恐诛，乃详以义立我”，初印本、中印本均作“详”，后印本挖改为“诈”。查考现存《史记》早期版本，无论是属于单《集解》本系统的宋绍兴淮南东路转运刻司本，还是属于《集解》《索隐》本系统的宋淳熙桐川郡斋本、宋乾道蔡梦弼东塾本，属于《集解》《索隐》《正义》本系统的宋建安黄善夫本、元至元彭寅翁本，此处均作“详”。这段文字又见于《资治通鉴》卷八，属于浙本系统的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明嘉靖孔天胤本作“详”，属于建本系统的宋刻十一行本作“诈”，元建刻胡三省注本及清嘉庆胡克家翻本同作“诈”。由此判断，翁注后印本这一处改动实有所据，也许并非出自《史记》，而是出自《通鉴》建本系统的某个本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