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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通海先生确定原刻中印本为底本，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以中印本为据来撰写校勘记，对这些异文均不出校，也是常规的做法。按行业过去的一般认识，这些内容只须点校者自己知道即可，逐条写出来，不但不值得夸耀，反而像是给读者增添了麻烦。从《释例》来衡量，这已完全符合要求。不过，翁注原刻本是一个比较特殊而又典型的例子，它有三种印本，文字各有特点，即使文字多误的初印本，也有个别内容与更早出的稿本发生联系；而后印本的异文亦自有其文本依据。这些印本异文又对后来传本产生影响：比如刻于清咸丰间的经纶堂本、小嫏嬛山馆本便出自原刻中印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及后出的上海点石斋、文瑞楼、鸿章书局等诸家石印本则出自原刻后印本。从完整建构文本形成历史、反映文本流变过程的角度来要求，上举的某些异文恰恰是有必要予以呈现的。 笔者提出这一点，并非仅仅针对本书，而是想通过这个实例，反思目前古籍整理点校的一些习惯做法。以《释例》这一学术成果为代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古籍点校整理其实是以“备列众本、定其是非”作为基本观念与目标，很少从客观反映文本系统特征与线索的角度对校勘作进一步要求。随着版本研究的深入，这种做法的负面效果会逐步显现，甚至会影响到一些目前正在进行工作的成效。当然，这是从本书衍生而出的题外话，可以另写文章讨论。回归本书，除底本选择之外，本书其实还有不少可称赞之处，如新编目录，为条目加排数字码，排版分清眉目，都为阅读带来方便，有心的读者自能体会，不必笔者赘述。在此要郑重地感谢点校者孙通海先生，感谢中华书局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编辑，感谢他们为大家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整理本。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先生、中华书局图书馆张威先生、中华书局编辑李爽女士的帮助，谨表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