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我们不忘本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从方法论层面深入思考和解答如何实现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处理好“述”与“作”的辩证关系 尽管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起源和演进轨迹，但所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就形式而言，文化创新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传承间接创新，二是通过建构新的文化形态直接创新。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两种方法可分别称为“述”和“作”。自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奠定“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格局以来，一些中西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论辩沿袭多于创造，总体上呈现“述而不作”的局面。“不作”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受时代条件限制或由于文化本身的缺陷，没有能力“作”；二是因为“述”比“作”更重要，为了避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式的“妄作”而有意识地“不作”。“述”又可分为两种：单纯的“述”是通过简单重复来接续文化，而自觉的“述”则通过回到以往的问题、通过对已有概念和理论重新进行诠释来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第二种“述”可以带来比传统文化更为丰富的内容。正如当年孔子的“述”是他对礼崩乐坏的纠错、是阐述其“礼治”“仁政”思想的手段一样，每一代文化人的“述”都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特色。从这个角度说，“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并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答。毫无疑问，这样的传承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有效手段。 “述”中有“作”、以“述”为“作”，或者说，先“我注六经”后再“六经注我”，这既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特点，也同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契合。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同时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到“原点”，思考什么是人、人为什么存在、人将要走向何方、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重大问题。为回答这些问题，一代又一代思想家设计出种种理论、论辩和思想实验，从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示、孟子关于“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的论断、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和亚里士多德对“人是政治动物”的论证，到朱熹对“理一分殊”的理解、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追求、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执着、边沁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渴望、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建构、黑格尔对绝对理念展开的辨析，再到20世纪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哲学诠释学、政治哲学、德性伦理学、社群主义的兴起，都是为了不断深化对人与世界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这些理论和思想融汇历史性与现实性，揭示了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则从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汲取丰富养分，建构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除了通过“述”即重新解释和传承来创新，文化创新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通过“作”即原创来回应特定时代提出的挑战，解析时代的特殊境遇和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如何在新条件、新境遇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发展中华文化，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交汇中形成新的话语体系，都需要对“述”与“作”作出新的解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建构，进而为中华文化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支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