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理好“损”与“益”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述”还是“作”，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既不忘初心、接续传统，又积极回答时代问题、回应时代需求；既对传统有所割舍、敢于割舍，又立足当前勇于探索、善于探索，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为古老的文化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由此来看，促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需要对传统文化有所“损”、有所“益”，有所“取”、有所“舍”。中华文化是在50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既包含大量历久弥新、具有恒久价值与魅力的内容，又包含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今天已不合时宜的内容。因此，对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合理取舍。我们今天探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也有一个如何辨别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对于那些在专制、封建、僵化体制下制约人的主体性、限制人们自由思考的传统文化内容，必须予以抛弃。任何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并试图用其解决当代所有问题的做法，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在方法论上也无法自圆其说。 促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除了自觉地“损”，还应对传统文化有所“益”。为传统文化“益”什么、如何“益”？在方法论上值得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必须与当今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但时代精神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文化创新发展也不是对社会需求的简单回应。因此，促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需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同时彰显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中蕴含的正能量，并实现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这样来看，中华文化创新发展既来源于现实，又必须高于现实。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创新发展既不是回到过去、重复“昨天的故事”，也不是随意发挥、一味迎合当前时尚。这两种做法都会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是需要加以防范的极端。具体来说，前者是没有主体精神的复古和仿古，一切以过去的观念、礼仪、习俗为基准；后者则成了庸俗文化，认为一切现实都具有合理性，为庸俗、媚俗、恶俗的文化现象贴上合法性、合理性的标签。这两个极端在方法论上都是片面地理解“损”与“益”，要么否定“损”的批判性，要么曲解“益”的建设性，未能在“损”“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绝不是脱离实践、远离时代的建构，而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生长点。同时，文化创新发展不仅是思想层面的创新发展，而且是生活方式、实践方式的变革。使中华文化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基础、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