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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之误”是误读根源 除了不准确的翻译表达外，李剑鸣感到，对语境的误读是人们对“克罗齐命题”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他说，许多人在理解甚至批判所谓的“克罗齐命题”时，是从这句话中历史的“形成层面”进行讨论，即误以为克罗齐认为历史是可以按现在的想法书写，也就是说，这类误读专注于“克罗齐认为应该怎样书写历史”。然而，克罗齐其实是在“意义层面”提出这一命题的，即他关注的是“历史对当前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知识”。在这里，历史不是指作为过去存在过的历史，也不是指史料这样的作为记录的历史，而是写出的历史。这类写出的历史与当前密不可分，它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与历史讲述者当前的思想、兴趣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 另外，李剑鸣提出，不少人对“克罗齐命题”中的“当代”一词也理解有误。这里的“当代”，并非着重于体现意识形态层面的要求，而是用普通人的生活组织起来。克罗齐主张历史书写者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换句话说，过去只有用思想的光芒来照亮，才能显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而历史只有进入当前的生活，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 那么，“克罗齐命题”应该如何理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刚指出，“克罗齐命题”有着多重涵义。历史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或化学家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历史学家只能凭藉史料在自身的精神活动和心理世界重建过去的某个片段。鉴于这种精神活动是历史学家在当前进行的，则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克罗齐命题”中有一重要内涵，就是人们总是从当前生活中的关切之处或所碰到的问题出发，去关注过去。“过去是一片幽暗之地，当前生活中的关切就如同探照灯，决定了被照亮的是过去中的哪些部分。”彭刚说，比如，人们今天对贝多芬的耳聋、《红楼梦》作者的人生际遇之所以充满兴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还构成今日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当代史学中的环境史、儿童史、女性史等蔚为显学，也与当今生活中环境问题的凸显和特定社会群体受到重视分不开。 然而，能否据此理解“真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为现实服务’和‘现实关怀’不是一回事。”沈坚认为，“为现实服务”是“现实的奴仆”，而“现实关怀”是带着现实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感到，法译本第14页的一句话很好地阐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l'histoire est magistra vitae.”其中“magistra vitae”是拉丁语，引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的“historia magistra vitae”，即“历史是生活的老师”。 彭刚提到，其实“克罗齐命题”还包涵着一层涵义：唯有对当下生活有所体验，才有能力理解历史。比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说，只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真正看懂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再如，陈寅恪正是在抗战之初动荡奔波之际诵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份记述南宋末年史实的史料，才会发出“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的感叹。 说到如何书写历史，彭刚指出，克罗齐批判那种一味编排史料、记述史事的“假历史”，提出历史书写必须以书信、档案、考古发掘等文献为基础，而不能只是单纯的叙述。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叙述都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批判审查工作转化为证据之后，才能够进入历史学。没有证据，就无从构筑起真历史；单有不能转化为证据的叙述，只能称其为丧失了生命的死的编年史。 除了文献，历史书写还要注意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张力。李剑鸣表示，历史是在“现实关怀”引导下复活于当前的过去，现实则是经由过去熏染而具有历史内涵的当前存在。现实对历史学家的塑造性影响、历史学家对当前的了解和关切，就是通常所说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原动力，也被称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原罪”。李剑鸣说，这份“原罪”确实难以摆脱，试想，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时都不能完全相互理解，何况让一个现代人面对过去？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以现代的眼光、知识、角度、价值取向去对待历史。但是，历史学家在进入构建历史这个环节时，必须警惕“现实关怀”对自己的诱导，不能朝着某个方向选择证据以构建证据链，甚至朝着某个方向阐释某些证据的意义，这将导致为了某种当前的目的扭曲过去，违背专业史学最基本的规范。就如戈登·伍德（Gordon S.Wood）所言，历史学家总会有偏见，但是好的历史学家会意识到自己有偏见，而且会尽量克制这个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