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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仓修良先生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再评价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启发。以此视角梳理古今学人关于《纲目》评判悬绝的史实，我们会发现在今人的评价中存在着忽视《纲目》的实际影响和一定程度上背离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这两种趋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历史文献的传播过程真正地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以及对其的评价当中来，也要尽量地从历史的背景来评价历史文献。 关 键 词：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传播/历史文献/评价方法 作者简介：李德锋(1980- )，男，安徽萧县人，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翻检当前的各种有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的论著，可以发现对其评价普遍不高。仓修良先生撰写的《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①一文，对既有的成说提出了疑义，从《纲目》在促进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入手，另辟蹊径地发掘了《纲目》的史学社会价值。在这一启发和引导下，我们认为关于朱熹《纲目》还存有诸多待发之覆，如今人评价和古人评价有何差异，为何出现这种差异，为什么今人之评价如此，今人之评价有何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历史文献，等等。 一、古今评判《纲目》之悬绝 为了突出反思今人对于《纲目》评价的主题，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今人对于《纲目》的评价。 正如上言，总体上来讲，今人对于《纲目》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和“无甚史料价值”的评价基本上是当今学者为《纲目》所下的普遍断语。在当今诸多学者眼中，《纲目》绝算不得史学“名著”。仓修良先生在编写《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时曾作过一个调查，“启动之前，曾拟定了一份收入史书目录，于是将朱熹的《通鉴纲目》也收入其中，并分别寄请多位师友征求意见。从反馈的意见来看，还是很少有人同意收入此书”②。朱熹《纲目》在当今社会的惨淡际遇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普遍的中国史学史做法，是把朱熹及其《纲目》依附于作为史学名著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寥寥几笔简单带过，这无形中把朱熹《纲目》的价值消解在了《资治通鉴》的光环之下。固然，这种情况与《纲目》的创制确实导源于《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的史实是相一致的，但这是否也反映了当今学者们往往认为《纲目》从总体上来讲并不具备独立的史学价值这一学术倾向？一些史学史通史论著对《纲目》甚至只字未提，是否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 朱熹《纲目》之于当今的不受重视还体现在当今学者有关朱熹史学研究重心的偏离上。目前，学者有关朱熹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的一般历史观和史学观上，如关于对待史学态度的“倡史”和“反史”之说③，又如关于编纂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等。对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朱熹历史与史学理论实践之作的《纲目》则关注较少，学者们在研究朱熹史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时，也很少以《纲目》所包含的相关史料作为立论依据。为数不多的几篇以朱熹《纲目》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章，论述的重心也多集中在朱熹和赵师渊分别在《纲目》成书中的作用的争论上。虽然此种研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纲目》的基础，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对于《纲目》研究重心的偏离起码说明了对《纲目》的正面研究亟须加强。 这里还需要特别交代的是，当今学者对于《纲目》也并非全然否定，比如对其开创的“纲目体”这一新体裁也是褒扬有加的。“他错综《资治通鉴》而成书的《资治通鉴纲目》，为我国史学增加了一个新体裁——‘纲目体’。”④“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⑤梁启超曾论及这一体裁的优点，“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⑥看来，“纲目体”新体裁的创制是当今学者肯定《纲目》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前提下，纲目体“看读方便”，即其于历史知识普及方面的贡献，也是当今学者主张重新认识和评价《纲目》的另一原因，如前已提及仓修良先生所论。 而朱熹《纲目》在古代，则是一幅全然别样的境况。 《纲目》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首刊于泉州。嘉定十六年(1223)，《纲目》就为经筵讲读官进呈于宋宁宗。理宗端平二年(1235)，诏太学生陈均依《纲目》例编《宋长编纲目》。嘉熙元年(1237)，以《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咸淳十年(1274)，经筵讲读官再进《纲目》于度宗。宋代学者们也是对其推崇备至，如真德秀言：“深乎信《春秋》以来未之有也，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准绳规矩也”⑦。“穷理致用之总会”说明的是《纲目》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普适性，而“万世史笔准绳规矩”则说的是《纲目》史法的楷模作用。可见，宋人不仅从对“君”和“臣”作用的角度，也分别从历史和史学的角度，极大地发掘了《纲目》的价值。《纲目》在宋代的影响，还表现在一批以续补、辨正、发明《纲目》为务的史籍的问世，如周密《纲目疑误》、尹起莘《纲目发明》、刘友益《纲目书法》等。需要我们特加注意者，即对《纲目》的辨正，学者们并不是针对朱熹发难，“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本草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辑，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多故有此误。”⑧他们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其门人。这和当今学者把过多的精力投入争论朱熹和赵师渊分别在《纲目》成书中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入元以后，统治者和学者们对《纲目》的关注和褒扬依然如旧，并出现了一些进一步深化的气象。“纲目体”本质上来讲仍然为一编年体，但是由于其纲目清楚、便于阅读，更便利于宣扬古代封建礼教，一些史籍依从于《资治通鉴》并续补之，书名包含“通鉴”两字，但实际所用体裁已经具备了“纲目体”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盖此书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⑨。从此书后来的刊本改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来看，都说明了以《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大有取代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的趋势。到了元朝末年陈桱的《通鉴续编》，其虽仍名其为“通鉴”，但实际已经明确使用了“纲目体”，无怪四库馆臣如此分辩道：“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⑩。饶宗颐先生所谓“金元之际，《通鉴》之学最盛”(11)，这里的“《通鉴》之学”固然包含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但《纲目》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愈益显化的。同时，此时期还出现了大量以解释和疏通《纲目》寓意的著作，如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郝经《通鉴书法》、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金居敬《通鉴纲目凡例考异》、吴迂《重定纲目》等等，不下十数种之多。 明、清以降，《纲目》的地位愈益显贵，其受推崇渐超于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上。明代学者叶向高言：“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颂习，与六籍等。”(12)“与六籍等”的评价说明了《纲目》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并且，在许多学者的眼中，《纲目》有超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趋势，“及我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表章四书五经，颁降天下，而《纲目》亦与，则视《资治通鉴》盖加显矣”(13)。从后来元、明、清三朝以“通鉴”命名的史书，大部分都采用了朱熹《纲目》的“纲目体”，而非严格遵循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的史实来看，朱熹的《纲目》于古代确实有超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趋势。 不仅如此，《纲目》的影响并非仅在中原皇朝的史学系统内发挥着持久的影响，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域外文献的发现也表明，朱熹《纲目》在古代中原皇朝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或邻近国家中都有相当的影响。(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