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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忽视实际传播过程：今人评判《纲目》时的一个普遍缺憾 在梳理、对比了今、古学人对于《纲目》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后，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一个想法：古今态度何以如此悬绝？ 有关于此，自然原因很多，前贤们都或多或少地对他们之所以褒、之所以贬给出了各自合乎情理的说法，前文多少已有涉及。就当今学者对《纲目》的态度(褒也好，贬也罢)而言，几乎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纲目》的实际影响。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今学者们在评价《纲目》时，没有很好地考察《纲目》于后世的实际流传情况；二是虽然对《纲目》的流传情况多有涉及，但并没有真正地把《纲目》的影响纳入我们评价《纲目》的体系中来。 有关于前者，其思路基本是这样的：《纲目》的评价自然要以《纲目》文本作为我们所依据的主要对象，直接从《纲目》的文本出发来评判《纲目》的价值自然是最为直接，也最为可靠的一个途径。此说自然有其道理，但仅从现存《纲目》文本出发来评价《纲目》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其中也还存在一个潜在的理论预设，即评价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不是《纲目》生发时的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其更多依托的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价值理念。如当今学者对于《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显然就是这一理论预设的典型代表。又由于《纲目》本身历史内涵的丰富性，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自然能够得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结果，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各说各是，形成不了有效的交集，推进《纲目》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我们认为，史籍的产生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其传播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虽然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产生”是“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产生”而完全漠视彼“传播”。 关于当今学者没有把对《纲目》流传情况的考察有效地纳入《纲目》的评价体系中来，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思路是把价值发掘和影响梳理分为两途的。在文本呈现上，一般的做法是把影响梳理放在价值发掘的后面，这就使得价值发掘或评判的工作既已完成，影响的梳理也就无足轻重了。一定程度上，影响的梳理这一部分，往往沦为我们为了追求文本完整性而不得不记的一个部分。仓修良先生曾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对《纲目》的研究历程，“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史书以及在它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著作，在当代史学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一般总都认为它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影响不大，因而在许多史学史专著中竟无一席之地。笔者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如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虽然列有一目作了介绍，但最后却说：‘尽管《纲目》在史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其影响和流毒却是十分深远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只要深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产生以后，不仅新增了一种史体，产生了一系列纲目体的历史著作，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开辟了道路”(15)。仓先生这段话不可谓不深刻。它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史学传播过程不在场的历史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没有系统考察《纲目》在“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等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仅仅建立在《纲目》文本基础上的脱离历史时代、就物论物式的评判，得出“流毒却是十分深远的”的结论就在情理之中了。其实，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在历史学领域已经发生，如秦晖先生在分析古代社会“儒表”与“法里”的问题时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16)。如果理解不差的话，仅仅以《纲目》文本展开的脱离时代现实、就物论物的方法显然可以比附于“典籍思想”，而充分梳理了《纲目》社会影响并把其纳入对《纲目》评价体系中的做法就可比拟为“社会思想”了。很显然，可以代表实际影响的“社会思想”与大致停留于“形而上”层面的“典籍思想”相比，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研究，因为它更贴近历史发生的实际。 因此，我们主张在整理和发掘历史文献时，不仅要对此一文献的传播过程大书特书，而且要真正把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充分地纳入对于这一文献的评价体系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充分发掘历史文献价值的愿望具备基本的前提。不如此，我们的研究就会在既否定《纲目》价值而又无法完全漠视其在社会实际层面的巨大影响的旋涡中打转，无所适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