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这一时段的社会史研究，既注重传统典籍文献资料的运用，又凸显出墓志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史料特征。 在礼制习俗方面，郭善兵与梁满仓的学术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礼制的认识。郭善兵就曹操柄权以及两晋南朝时期有关宗庙礼制的一些现象，对梁满仓2008年所发表论文中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10]。梁满仓在回应文章中着重对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发布的“甲午春祠令”进行了分析与考证，认为“甲午春祠”的性质为国家大礼，地点在汉都许昌，曹操对春祠对象的不敬和亵渎，说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许昌东汉皇家宗庙，而非邺城曹氏家庙；祭祀对象是刘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11]。 视角的转换与下移，不仅可从传统典籍中发现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史料价值，也可对传统命题进行重新阐发。鲁西奇根据正史、笔记等典籍文献，对汉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中古时期的滨海地域水上人群作了梳理考证，这既是对陈寅恪所揭示“滨海地域”之概念与理路的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也将中古时期一群长期被忽视的边缘人群重新纳入到学术研究视野之中[12]。李旭对西晋当利里社碑的考释，虽然没有明确标示，但其研究方法颇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理念相契合。作者认为，当利里社碑中引人注目的是“爵尊”和“德尊”秩序，至于形式上的“齿尊”只是一种象征性呈现。当利里社碑的个案之所以能够为孟子“乡党序齿”的观念提供更多丰富复杂的面相，与论文考释过程中对碑刻与其所处地域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密不可分[13]。 墓志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大量使用，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现象。成一农在梳理北魏至唐代城市中“里”与“坊”的使用流变时运用了大量墓志材料，并以之作为反思从汉代“里制”向隋唐“里坊制”转变过程中，“坊”的功能如何扩展并与已有的“里”并行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据支撑[14]。张达志则在梳理唐武宗时期两次州县置废主导权的转换时揭示了唐中后期直至唐末藩镇与朝廷实力消长的发展趋势。其中，墓志文献对论文的价值与意义，从作者使用何弘敬墓志来钩沉肥乡之役即可见一斑[15]。张鹤泉从墓志中梳理出墓主受封散爵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北魏孝文帝进行爵制改革后“散爵”的封授与职官、功勋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16]。 由于出土文书的地域性以及史料特点，使其也成为边疆史地及妇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如王欣利用楼兰、吐鲁番文书以及其他文献，对魏晋时期诸政权在西域的屯田活动作了考察[17]。董永强根据新疆吐鲁番古墓葬群出土的陪葬品清单衣物疏的有关记载，对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当地百姓以《孝经》陪葬的习俗予以探讨[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