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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开启于晚清“新史学”运动中，五四后美国“新史学”传入国内逐渐普及，又随着唯物史观史学的崛起而高涨，社会科学学者也纷纷涉足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潮流愈加强劲。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转型，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催生了现代经济史学。经历30年的中断后，新时期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开始重新整合，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再度兴起，至今不衰。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使中国史学实现了一场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与史学在交融互动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病，对这些弊病的克服将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契机。 关 键 词：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陈峰(1976- )，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项目成果：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2015WLJH09)；山东大学青年齐鲁学者项目。 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追求，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中国史学在从传统经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后迅速向现代科学靠拢。大致说来，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自然科学化，二是社会科学化。自然科学化主张在史学研究中遵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程序，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拿证据来”，“用科学赋给的工具”整理史学的材料，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社会科学化则注重理论之发现与运用，将历史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之一种，以探寻历史现象、历史运动中的“公理公例”、“因果通则”、“普遍的理法”即今人所说的历史规律为目的。自然科学化路径赋予中国史学以科学精神和怀疑态度，求真意识大大强化，文本史实考订的技术更加精密完善；社会科学化使中国史学拥有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调整，尤其历史解释能力和理论化水平大幅提升。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实证史学、新历史考证学或曰史料学派基本沿循的是自然科学化路径，而唯物史观史学、社会经济史学应归属于社会科学化路径。 目前学界对20世纪中国史学自然科学化路径的地位和意义认识比较透彻，研究也相当充分，而对社会科学化路径的价值和作用估计不足，研究也相对薄弱。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化路径与乾嘉考据学有所承接，不可谓空前，而社会科学化路径为中国史学发展指示了一片新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新工具，使中国史学真正超迈、凌驾于传统史学之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因此，20世纪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攸关全局、意义重大，相关研究亟待加强。这一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审视百年史学史的新视角，而且对当下及未来史学的发展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以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以往学界对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路径的研究已有若干积累。宏观方面首推香港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此书首次厘清了中国现代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际整合门径”的产生和演变脉络。其中，梁启超具有创始之功，其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作解析史事的纲领，引统计方法入史，“非但是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的第一人”。其后是将社会科学理论作为“试探工具”的张荫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上主攻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群。迁台后的发扬光大者为首倡“历史科学化”的殷海光和发明多元史络分析义例的许冠三。此书首次构建起中国现代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谱系，但以作者本人及友人为终点似有自我放大之嫌，对唯物史观史学在社会科学化进程中作用的忽视更是不应有的重大遗漏。 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论著往往也涉及社会科学化路径。王晴佳的长文《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史学方法的引进、革新、扩充为基本线索，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之路。作者提出：从世界史学的变迁来看，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科学化及其深化之后所产生的跨学科倾向”。书中列举了民国时期何炳松、陆懋德、姚从吾关于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推动史学研究的言论，傅斯年及史语所利用多种学科的工具治史的实践。而关于1980年代跨学科研究热潮中史学积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的描述，则展示出新时期社会科学化路径的新面貌。 朱发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将社会科学化史学(科学史观派)作为科学史学之一翼作了初步探讨。作者指出：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兴起源于西方鲁宾逊新史学派和法国汉学葛兰言学派的影响，但主要停留在史学观念层面，真正结出果实的是唯物史观派。作者也注意到自然科学化与社会科学化两种路向的分歧。但由于全书着眼于整个晚清民国的史学科学化进程，重点放在科学考证派，对社会科学化问题未及充分展开讨论。 宋学勤的《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以学科互涉为视点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8年)探究近现代史学中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时，对社会科学化路向多有论列。书中分别考察了梁启超借用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统计学研究历史的成就，并对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另一重点关注社会科学化路径之先驱梁启超的是石莹丽的《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作者将对跨学科治学门径的倡导与实践作为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核心，力图以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为双重维度，从二者的交集上考察他对地理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学、心理史学和历史统计学的拓荒之功。 从学派角度切入的是曹天忠、杨思机的《“现代史学派”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思与言》，2006年第2期)。此文发掘出以朱谦之为首的“现代史学派”推行社会科学化的作为，考察了其课程改革、理论研究、实践操作及其与考证考古派、唯物史观派关系中的不同表现，揭示了其产生的具体语境、特点和得失。这一探讨为民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唯物史观派是社会科学化路径的积极实践者，首先洞察这一事实的是王学典的《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等文。他指出：“真正以现代科学方法治史的，当推唯物史观派学者。他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诸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阐释”，“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开辟社会科学化路径被视为唯物史观派史学突出的学术史意义之一。 向燕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对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及特点，以及其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新社会科学运动对史学的直接促进意义，是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内容开始向社会经济史拓展；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和检讨，为1930年代前期史学发展提供了间接动力。此文的一大突破是从唯物史观派的整体状况着眼，而非仅仅围绕几个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展开讨论。 桑兵专门考察了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情形。其《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一文着重观察近代大学史学教育尤其是课程设置中的社会科学化面相，对北京大学史学系、南高学派、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社会科学化改革进行了评析，并判定：当时社会科学化主要是适应系统化的教学需求而生，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尚缺乏实际支撑。 新时期以来，随着跨学科史学思潮的兴起，社会科学化路径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蒋大椿、李洪岩的《史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介绍了新时期以来社会科学与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跨学科方法，从若干理论问题(包括史学跨学科方法的涵义、理论基础、运用方式与类型、作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心理历史学的方法、历史研究中的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5个方面评述了学术界取得的认识上的进展。这是关于新时期跨学科史学方法总结最详尽的文章。 还有一些关于专门史或从某一社会科学门类出发的社会科学化问题的讨论，论文有赵世瑜的《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第5期)、李伯重的《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桑兵的《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赵满海的《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常建华的《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2009年)、孙圣民的《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与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等，专著有彭卫的《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胡波的《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霍俊江的《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等，这些成果展示了各种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影响。 诸多史学方法论作品将社会科学方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彭卫、孟庆顺的《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评介心理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内容、特点、功用与局限，赵吉惠的《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历史心理研究方法等有所讨论。此后大部分史学方法论作品几乎均包括历史学中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当然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此外，一些中国史学史论著也论及了不同时期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化问题。例如，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晚清“新史学”时期西方社会学的进化论、人种学、比较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作了开拓性的考察。高国抗、杨燕起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也是如此。这些作品一般是将社会科学的引进作为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来处理的，对社会科学化路径的考察比较简略。 总体而言，上述成果为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其一，以往大部分成果在系统性、全面性方面尚有不足，多以零散的个案研究为主，围绕某一人物或专题而展开，重在局部还原而薄于整体观照，缺乏对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路径的综合性、贯通性考察。其二，已有的研究多将社会科学化仅作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和工具来论述，未认识到其对历史学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缺乏对其学术意义的充分估量。其三，对涉及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些重要问题未予深入探讨，如社会科学化路径与现代主要史学流派包括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的关系、社会科学模式与史学模式的离合。其四，当前研究基本局限于史学领域，集中于史学家的探索和努力，对社会科学家的相关工作重视不够，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未能全面反映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