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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路 社会科学化史学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路，一方面从属于中国史学自身的演变，一方面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密切相关。下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历程做一初步梳理。 (一)晚清“新史学”运动中社会科学化路径的开启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趋于崩解，各种学术门类面临改造、转型和重组，其中历史学发生的变革尤剧，它从传统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而与各种社会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中，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汪荣宝等人，在激烈批判传统正史的同时，积极跨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的方法治史。晚清新史学的主将梁启超是跨学科治史的先驱，他强调：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①他还身体力行，率先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统计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章太炎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②他翻译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一书，并试图用之于中国通史的修撰。陈黻宸更认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③黄节认为，西方科学对中国史学有所补益，“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料者尤多”④。由此看来，中国现代史学在其发轫期就建立了与社会科学的联系。 此时，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最为密切，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即开始提倡用社会学的眼光研究历史。社会学的进化论和分期说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章太炎将“深识进化之理”作为良史的必备条件。进化论和分期说改变了传统的断代为史的模式，建立了新的中国历史叙事框架。上古、中古、近世的演进，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递嬗，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产业社会的更替，社会学的进化论为历史学带来了进化史观，产生了一批以进化论为主线的新式中国通史，典型者如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史学摆脱记诵之学、帝王教科书的旧轨，转而注重寻求进化法则、以人群为主体，皆可视为受社会学观念影响的结果。这一阶段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萌芽。 (二)欧美新史学的引进与社会科学化理念的传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传入国内，社会科学为史学同盟军、以社会科学治史的观念得到普及。1921年，何炳松将新史学派领袖鲁宾逊的《新史学》一书译出。与之遥相呼应，南高派陈训慈等在《史地学报》上对美国新史学派成员的论作和活动进行评介和宣传。⑤随后，新史学派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班兹(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被陆续译成中文。黄公觉不满足于此，于是又对德国兰普勒希特和美国的新史学运动作了系统介绍。他在《新史学概要说》中专拟一编，题为“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其中形象地写到：“旧史学是闭门造车的东西。新史学则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若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一离婚，它就马上变成旧史学了”⑥。李璜则受法国社会学的启示，探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历史学的发展，实大有功于社会科学。……近今社会科学的发达，也实使历史内容改了观”⑦。1928年，李璜又出版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这表明，当时国内学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西方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意识到中国新史学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科学的辅翼。 与此同时，大学历史教学迅速向社会科学方向转化，其中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广东大学为典型。1920年，朱希祖接掌北京大学史学系后，开始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科目，尤重社会心理学。各种社会科学占到课程总量的一半，且其中不少列为必修科目。⑧此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改革中亦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的方针。之所以要学习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是因为“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日本人和法国人尤其对于中国史学有贡献。他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其它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工夫”⑨。与此相关联，在诸多“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作品中，设立专门章节探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第一部分之“史与科学”，吴贯因的《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二章“史学与其它学科之关系”，卢绍稷的《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五章“史学与科学”，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七章“历史学与其它学科”，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七章“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等等，他们不约而同地重视这一问题，可见是意识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历史学欲有所进步，必须兼治与其有关系之其它学科。”⑩这些内容在下一代学者心中播下了社会科学化的火种。 (三)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初即认识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李大钊认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都与史学相关，甚至将它们作为最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其中，社会学与史学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事实，区别只在于一为横向研究，一为纵向研究。瞿秋白、李达等则直接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学。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社会学和史学交叉互渗，连为一体。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高潮由此出现。在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的方法得到大规模应用，重新构筑了中国历史体系。此派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中心议题在于确立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当前和过往)，从当前立场出发构造中国历史体系，从《新思潮》到《读书杂志》，其为学路径是从理论到理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模式的研究。“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11)有学者指出，郭沫若、陶希圣等“以唯物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是“采用外国社会学之理论与方法来开垦中国社会学的园地”。(12)陶希圣“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13)。唯物史观派学者所运用的社会科学基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如马恩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摩尔根的人类学。马克思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所阐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阶级的构成、社会发展模式等，都是考察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过程的社会学理论工具。不论自觉与否，唯物史观派研究历史本身就是用一种社会学来解释历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整合在一起，对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历史进行解读。郭书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其直接源头是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因而郭沫若实际上是在用进化学派的人类学理论探究中国古史。书中讨论卜辞中所见普那鲁亚家庭，“是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我国原始婚姻家庭的开始”(14)。时人张荫麟评价说：“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并指出“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15)借助新兴社会科学理论，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具有了与传统史家和实证学者完全不同的面目。 (四)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已不局限于历史学范围之内，而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各种学科的交汇。中国经济史学走向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在1920年《建设》关于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辩论中已经初现端倪。与胡适的考据学不同，胡汉民、廖仲恺等借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推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1930年代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的谷霁光、张荫麟、梁方仲、汤象龙等是援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代表。谷霁光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历史上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轻商问题，其叙述和分析是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更为可贵的是，谷霁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的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16)梁方仲也曾借用国外学者吞伦的理论来讨论土地位置与田赋输纳方式的关系。与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经济史学者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梁方仲对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进行统计分析，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张荫麟则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还较早注意到统计方法的使用限度。食货派也倡导“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积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连士升翻译桑巴德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克拉判的《经济史学科》和《论经济史研究》，鞠清远选译格拉斯的《经济史之兴起》，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参照。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的朱谦之、陈啸江、王兴瑞主张“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力图实现社会科学化。经济史成为当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五)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转型 在传统经学的笼罩下，中国上古史一直是儒家理想的载体，被描绘为黄金世界。以胡适、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学者通过史料辨伪对经学化、儒家化的上古史系统进行了颠覆。王国维等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开启古史考证的新格局。而人类学又为中国史前史、上古史研究注入新动力，成为文献材料和出土实物之外重构中国上古史的“第三重证据”，进而由疑古、考古转向释古。“兼跨古代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学者”(18)李玄伯，以法国古朗士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为参照，对古代家族、古邦等进行合理的解说，应用涂尔干等社会学成果证实图腾制度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对外婚制、娣媵制、多姓多妻制等婚姻制度进行了探究。杨堃、李璜译介法国社会学派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史论著，并以社会学、民族学探究了古代民俗和信仰。芮逸夫引入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制，对甥伯叔姨舅姑等称谓进行了考释。李安宅以社会学功能主义的眼光审视《仪礼》与《礼记》，分析中国古代的“礼”与“仪”，剥去了经典神秘的外衣，探查古代社会的文化习俗。冯汉骥以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为背景，由中国亲属称谓考求了中国古代的交表婚姻、姊妹同婚、收继婚等婚姻形式。李济以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遗传学方法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将中国民族分为“我群”和“你群”，证实一向被认为纯一的中国人(汉族)体质的极端复杂性。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台湾番族的原始文化研究，也是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些研究与传统的古史学大异其趣，它们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一扫疑古派的怀疑抹煞之风，又克服了考古派零碎分散的缺陷，将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还原为合情合理的早期初民社会，初步清理出一个古史系统，将古史重建带入新的境域。 (六)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的社会史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者介入历史领域的首推社会学家。燕京大学早期的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就主张中国社会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社会学的概念使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风俗等内容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为对象，分析了其形成以至崩溃的过程，解剖了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关系；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跳出惯常的史学视野，以社会学的范式研究古代法律。吴景超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学意味的汉代史论作，涉及两汉的婚姻、家庭、内乱、社会流动与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人才升降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董家遵依据社会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和习俗，尤其注重收继婚的研究；并探求奴隶社会史，以西周末至西汉初为中国奴隶社会时代，论述奴隶的名称、来源、人数、职务及其反抗斗争，以及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生与瓦解。陈顾远将社会学与法学相结合，并博采古籍，梳理中国古代婚姻史，包括婚姻的范围、人数、效力，婚姻的消灭，婚姻的制度、风俗等主要问题。潘光旦用社会学、优生学眼光研究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阐释了血缘和遗传在人才消长和家族兴衰中的重要性；以心理学分析明代女子冯小青自我恋、影恋等变态心理与病源。冀朝鼎首创“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强调水利工程对中国历史上经济区的影响，以及与政治区域发展变化的关系，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这些社会科学家的历史研究可谓别开生面，成为当时社会史领域的一支劲旅。 (七)新时期以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重新整合 1949年后，由于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性、排他性，社会学等学科或被取消，或被替代，史学社会科学化成为无源之水，陷入萎缩。社会科学化史学的重新启动和再现辉煌是1980年代中后期。此时，伴随对西方史学方法的积极介绍和引进，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学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新潮，经由跨学科之路实现史学的变革成为一种共识。在历史研究中，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领域全面开花，显示出巨大的生机。 其中，社会史的复兴和繁荣尤具典型意义。最初，社会学成为社会史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按照社会学主题研究历史，突破了以往政治、经济、文化条块分割的著述格局，扩展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社会科学理论如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区域社会研究理论大量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例如，马敏、朱英采用“市民社会”范式对近代商会和绅商的研究，王先明采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概念对近代绅士阶层的研究，冯尔康采用社会结构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研究，都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倾向。近年来，社会史又转向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成为一个新兴领域，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华南学者为代表。历史人类学主张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实现相互交叉和双向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特征是从民俗入手研究历史，田野调查法的应用根本改变了以书本文献为中心的传统作业方式。运用人类学进行区域研究、社区研究成为一种时尚。最近“新社会史”出现，主张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构建适应中国历史特点的分析框架，从而扭转长期以来简单移植挪用西方理论的做法，无疑会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推向一个新境界。 (八)港台史学的跨学科主张与实践 社会科学史学是受欧美史学潮流的席卷而在我国港台地区兴起的，1950年代后期，殷海光首倡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正式揭橥社会科学史学的旗帜。1960年代以后，以《思与言》和《食货月刊》为平台，在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新锐学人的大力推动下，社会科学史学思潮一跃成为港台史坛的主流。 港台学界不但对以社会科学治史展开了大量理论方法层面的讨论，还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的中国史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理论为港台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倬云采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做比较研究的方法学，借助涂尔干的社会关系分类观念，以功能主义挑选一个变数，分析全体各函数的工具，驾驭量化了的文献资料，其《先秦社会史论》将春秋社会与战国社会做成两个横切面，讨论导致差异的动力因素。管东贵通过结构的观点讨论满清政权兴亡、满族汉化的因由，“从结构功能的观点看，满清政权之无法维持，及其汉化之无法遏止，乃是由于在他们的生存问题上，事关全局的结构陷入了解体性漩涡的缘故”，“满族汉化之整体性的变迁运作过程及其历时回馈的情形，却只有从‘结构’的观点去看才能看到”。(19)港台地区较早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者当推许倬云。在《先秦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使用《左传》、《后汉书》“古今人表”和《史记》对500年间士大夫社会身分的升降作统计学分析，以显示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的变动。毛汉光运用量化方法则更为细密。他的《两晋南北朝土族政治之研究》一书将官吏的出身分为士族、小姓、寒素三类，对4021名官吏在史籍中的出现频率以及所记载的行为、家世渊源进行了分类统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计划”将量化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20)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的理论方法也为港台学者所广泛应用。余英时依据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分析了章学诚早年在学术上的认同困惑，张瑞德考察了蒋梦麟早年的心理冲突与平衡，郭正昭解剖了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黄克武对章太炎的早年生涯进行了心理分析，雷家骥探寻了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此外，朱宏源、陈建隆等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康有为、秋瑾等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21)总之，港台史学界援引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突破了以考据为中心的旧轨，与欧美学术潮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