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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成就与缺失 整合各种社会科学门类、进行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重要趋向之一。这种社会科学化趋向的出现，大幅度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手段和模式，丰富了观察思考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理论工具，提高了历史分析和历史阐释的精确度。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史学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环节，社会科学化引发的方法论变革直接带动了整个历史学的全面发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调整，社会史、经济史取代政治史、事件史成为新的方向，与各门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地带形成新的专门领域，如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史学等，关注视野也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转移，民间历史成为焦点和重心。可以说，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社会科学化趋向，使中国史学实现了一场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 西方社会科学对史学的现代化产生了最根本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考证叙述为主，而有了社会科学理论的辅助之后则开始转向分析和解释，从叙述史学演进到问题史学，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科学化也弥补了近代其他学派特别是实证派的不足，纠正了以史料代史学、理论思维短缺的弊端，在实证科学和理论科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社会科学各门类对历史学各领域的产生与发展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学是与历史学最亲近的一门学科，将社会、人群的进化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即直接源自社会学理论的启发。社会学的概念、模式使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风俗等内容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使社会史得以诞生和繁荣，构成新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经济学的援用则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食货之学向现代经济史的转变。在经济学的引导下，经济史研究超越了考证和记述层面，也突破了以往以制度、思想为中心的局面，致力于对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的经济生活的考察分析。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政治史能够突破传统的事件史模式，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治学方法的引入。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影响下，政治史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对其进行调查统计和量化分析。政治文化视角引导政治史研究对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绪以及与政治相关的象征符号进行考察。政治过程理论、新制度主义以及政治社会学路径，则克服传统政治制度史中理论与实践相等同的弊端。而人类学对上古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人类学对人类早期社会的观察，成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之外的第三重证据，有效弥补了史料先天不足的局限，初步构建起了一个粗略的古史系统。心理学则提供了一个连贯的解释系统，成为探寻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的一种利器，而不仅仅依靠体会、推想。总之，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进展与各种社会科学门类已经建立了密切关联。 同时，社会科学化路径也造成了历史学的困惑。比如，在史论关系上，将社会科学中一些理论视为通则和定论，不加选择、不加批判地依据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理论剪裁史料，依据理论模式推演史事，势必将重蹈以论带史的覆辙。再就是历史学自主性问题。社会科学的渗透，是否会使历史学沦为社会科学的附庸，其领地被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瓜分，历史学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原料提供者而不是加工者。如有关论者指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简单移植社会学理论，导致了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的趋向，社会史变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社会史成了社会学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资料库及其概念、方法的实验场。”(22)还有，历史学的人文性问题。以社会科学治史在强化历史学科学性的同时，史学作品成为各种公式、模型、数字、图表的堆积，放弃了基本的叙事功能，抑制了人文性和艺术性。由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在历史解释上，过分偏重社会经济层面而忽视文化、精神因素，过度注重结构而轻视个体，导致一种决定论的倾向。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尽管产生了若干弊病，但这一路向本身的合理性、有效性毋庸置疑，未来历史学的发展成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助力。如何善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原理推动历史学的发展，使之真正成为综合性、开放性的学科，实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双向互动，仍需在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中反复试验、谨慎斟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