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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来，大量书札文献以各种形式出版与披露，也促进了学术界深入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史料价值，阐发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以俞樾及其师友书札为例，单篇论文就有王宝平《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文献》，2001年第2期)、夏颖《俞樾、朱学勤致应宝时手札》(《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巨安《俞樾致李瀚章函十四通释读》(《文献》，2012年第1期)以及俞国林、朱兆虎《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文献》，2016年第1期)等。专著更有张燕婴《俞樾函札辑证》上下二册，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考证颇为精审。关于缪荃孙及其友朋书札，除了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缪荃孙全集》“诗文”卷第二册有《艺风堂书札》的标点排印本之外，最近又有谢冬荣整理的《艺风堂同人尺牍》，《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对书札文献不是简单地影印或者释文标点，而是进而展开笺释考证，增加其学术含量，这一类的著作，还有陈智超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平的《翁同龢书信笺释》(中西书局，2014年)，江瀚编集、高福生释笺的《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丁玲、林锐笺注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其特殊的要求，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办法。单色影印的效果不够理想，彩色影印成本较高，难免带动书价上涨，影响市场。只有原件影印，而没有录文标点，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就有难度。只有录文标点，而不附以原件的彩色影印，固然可以节省篇幅，降低出版成本，但其美中不足之处，是无法绝对避免文字释录方面的错误。而一旦有误，就无法比对原件影印件，祛疑订正。因此，最好是将彩色影印与释录文字相结合，图文配合，既能立体、全面地体现文献价值，也可以传达视觉之美。在此基础上，再编制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简单小传，另附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查考、检索与利用，乃至制作专题数据库，以拓展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应用空间。 作为写本文献，书札文献整理还有特殊的困难。《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的编者在该书《前言》中说道：“与古籍线装书相比，书信整理有三难：一、字迹辨认难。书信为写信人信手书写，多为行草，文字难以辨认。二、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收信人书以字号，且多用通假，而古代往往存在多人同一字号的现象。写信人虽署本名，但不书姓氏，且二字之名则多仅书一字。因此著录写信人、收信人难免张冠李戴，或根本无法考证。三、多页书信排序难。若不将每封书信通读一遍并明白其中大概内容，则难以排列出各页书信的前后次序。因此，若无一定的书法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对地方人物相关事件较为广博的了解，要整理好馆藏书信确非易事。”斯言甚是。下面就以浅见所及，就上述三点各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首先，字迹辨认难。例如，《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册第11页释沈泌致屈明府书，“春穀”误作“春报”，又莫名其妙地为“春报屈明府”加上书名号，艾俊川《对小莽苍苍斋藏札的几则E考证》已指出此点。③艾文未提到的还有，第11页“秀错”二字实为“郁错”之误释，第1023页“弟昌炽”应作“小弟昌炽”，第1135页“各伸”应作“各绅”。此外，“豆瓣读书”网友也发现了一些误释误点之例，皆可参据订正。《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只有卷前影印的钱基博所撰《题记》(钱基博口述，钱钟书代笔)附有释文，但也发现了几处错误，如第4页“秀士”应作“华士”；第5页“满员”应作“备员”，“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敢有所作为”，应作“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致有所作为”。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所书确作“不敢”，但核第716页原札，则作“不致”；第5页“不可厚非”、“销声灭迹”，核之第715-716页原札，则作“不可后非”、“销声匿迹”。《清代名人书札》也有一些误释，如第560页“米监”应作“米盐”，第606页“荷泽”应作“菏泽”，第609页“渐然”应作“渐就”，第627页“信念”应作“倍念”。另外，第580页“蚩蚩”二字应属上读乃通，第621页“事宜”应属下读，才构成骈对。 其次，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写信人与收信人若无法确定，或者误定，不仅影响史料价值的阐发，也影响其书法艺术的考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虽于此用力良多，仍有一些误判和阙疑。前引艾俊川文已指正多处，如上述第11页沈泌致屈明府书，实为沈泌致梅清书，又如第1134页“□鞠致王多绶”应作“黄鞠致徐渭仁”。《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也有几通书札，写信人暂时无法考实。但上册目录第1页以及正文第3、4两页共四处出现“许时雨”，确系“薛时雨”之讹，这也许是出版社重编目录时不慎致误，因为正文第3页钱基博所撰小传称“薛先生名时雨，字慰农，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显然并未弄错。同书下册第1213页又有薛时雨书札一通，二处应合并。又如，《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第48-50页收有一笺，末署“承修再拜，六月十八日”，未标写信人姓氏。编者将其确定为邓承修。邓承修(1841-1892)，宇铁香，号伯讷，广东惠阳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著有《语冰阁奏疏》。但此笺底纹石刻文字“猗文阁致辞”，真正的写信人为陈承修，字淮生，福建闽县人，号猗文阁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恩赏工科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司长，精鉴赏，收藏金石碑版书帖甚富。拙文《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曾论及此例，可参看。④ 再次，多页书信排序难。相对于前两点，这一点难度较低，不必多说。有时，多页书信散失，分在各处，也容易给整理者造成困扰。如《缪荃孙全集·艺风堂书札》第381页致徐坊第二书后一页“南图书馆大致无恙”以下误散别处，遂使整理者误认此为艺风堂佚札，而重出于本书第671-672页。与此相类似而难度更大的，是判断同一写信人致同一收信人多封书信之先后，按道理，这是应该按照写作先后次序编列的。如《清代名人书札》第三册收录张度致殷如璋书札十五通，所言皆为京郊放赈之事，而前后次序淆乱，如其中“之九”写作时间明显在“之六”前，“之十五”作于十五日，而“之十三”作于二十一日之后，也先后颠倒。 在上述“三难”之外，其实还有一难，即甄辨真伪难。所谓真伪之辨，实际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书札是否出自本人手笔，二是是否出自他人代笔。当年，北师大图书馆从琉璃厂购入一批清代名人书札时，启功先生“曾提醒书札中有些是代笔，研究时应当留心”(《清代名人书札·修订说明》)。这些代笔书札虽然不能当做署名人的书迹来看，却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晚近文玩市场流转的乃至拍卖会上出现的书札，往往真伪掺杂，其中赝品亦有被收藏家购入并进而整理出版者，对此需要格外小心警惕，仔细甄辨，以免鱼目混珠，谬种流传。2006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高金宝《中国近代名贤书札》，此书所收书札问题甚多，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此书非但体例不纯，而且书中赝品充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⑤ 新的学术进展，往往与新的文献史料发掘密切相关。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必定会对学术研究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古代文人的日常书写、日常写作，他们政治生活、文化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能够串联起诸多人物与事件，联接时空，发挥类似“毛细血管”的作用，使历史在宏大叙述之外，更多一份引人入胜的细腻与生动。未来，书札文献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一定会有更多新资源的发现与出版。下面就浅见所及，对做好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说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使各地珍藏的各种书札文献更多更好地公之于世。一方面，这需要研究者、出版者与收藏机构三方通力合作，提高整理者在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综合学术水平，提高书札文献出版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对现当代学人书札的整理与出版。这不仅有助于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也可以唤起年轻一代对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视，有利于书札这一文化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弘扬，传承久远。 第二，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除了公私收藏之外，拍卖场上有关书札文献的动向也值得注意。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北京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其中就有一批书札，后编成《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201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现藏海外的书札文献资源，也值得介绍，引进出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小川利康和中国作家止庵合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就是一例。此外，某些重要的书札文献虽然已在港台出版，但印数不多，在大陆不易得见，仍有必要在大陆新版。例如，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已经在台湾出版过，但印数有限，大陆学者不易看到，2014年，此书有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版本，学界称便。台湾印过的《明清名人法书》(其中有不少书札)、《翁松禅手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0年印的《翰苑流芳：赖际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彩图本，邹颖文编)，也都值得在大陆重版。另外，早先在大陆出版过、但早已绝版的书，如《张元济友朋书札》线装2册(张树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也值得重印，或者重新整理，出一新版。以现在的学术资源与物质条件，新版肯定可以后来居上。 第三，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所谓初步整理，最基本的就是彩色影印与文字释录，再加小传与索引。最好是高清全彩影印，用纸力求精良。影印原件时，最好标注原件的尺寸，这是其作为文物的重要信息之一。将书札文献编入别集时，应该注明其原始出处，包括注明收藏机构或拍卖会的相关信息。所谓精细加工，或者是对书札文献的笺释考证，或者在初次整理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围绕特定人物、地域、事件、主题或目的，重编出版。总体来说，书札整理的学术水准有待提高，书札出版的印制质量也有待讲究。 第四，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的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角度、书法艺术角度以及笺纸文物角度，这三种视角可以相互结合，推陈出新。陈智超先生曾将其书信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即认字(释文)、认人(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认时(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认地(写信地与收信地)、认事(信中内容)⑥，这实际上就是从文献史料角度研究书札的五个切入点。梁颖《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则为从文化角度研究笺纸导夫先路，很有启发性。此外，围绕书札的物质生产、书仪或者书法风格、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社交网络等，有很多学术议题可以开掘，潜力很大。 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就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他所强调的只是书写技艺对于个人形象塑造的意义。现在看来，古代书札文献不仅保存了古人的书写技艺，而且保存了古代文化的丰富信息，让我们恍如回到往昔的历史现场。从这一点上，正可以说，“尺牍书疏，历史面目”。对这类宝贵的文献，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有责任将其整理好，出版好，尽今人之心力，传古物于来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