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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循吉《苏谈》中支持了这个说法：“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前文中说了，由于缺乏信史依据，我们只能姑妄读之信之。
    实际上，如果联系到元末明初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也不难窥测出沈万三发家的大致脉络，敛财途径可谓多多。
    其一，战乱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多荒芜，沈万三借机扩占无主之地，或有可能，通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终于拥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谓“农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贷，沈万三或是通过广放高利贷，从而迅速致富，此所谓“金融”;其三，元末无海禁，海商往来频繁，沈万三可能充当了徽商与海外之间的贸易桥梁，此所谓“外贸”。
    借乱世，起于“农本”，成于“金融”，发于“外贸”，最终成就了沈万三之大地主兼巨商的传奇。如果“陆氏赠财说”有史料依据的话，也只能说明沈万三善于理财而已，不足称道。
    沈万三由盛转衰，不能绕过“在商言商”
    如今的剧评家、学者等都在纷纷撰文，期望通过沈万三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些道理，有赞其励志的，有责其炫富的，也有夸其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窃以为，就传奇而言，探讨沈万三由盛转衰的滥觞，不能绕过“在商言商”四个字。
    熟悉《明史》或读过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并吴地、打败张士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吴地富商百姓对张士诚的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对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课以重税。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里，作为商人的沈万三应该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达，对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态、不参与、不反对，恐怕才是理性选择。可惜他过于高调了。
    苏洵曰：“赂权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可比肩的帝王尊严，朝廷基石的军队，焉是一个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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