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国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191)。
    田余庆先生的史学成就得到了中外史学界一致的高度评价，之所以如此，来自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其魅力不仅深刻影响了专业学者，也感染了不少专业之外的学者乃至普通的史学爱好者。令人遗憾的是，田先生对他本人的风格和方法并未进行过充分的阐述，也没有留下详尽的自传或回忆录。史学界对田先生历史研究方法的总结也不深入。不仅如此，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个流传颇广的误解，有学者撰文认为：“田余庆的一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五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①该文将田余庆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归纳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真是不着边际的隔靴搔痒之语。田先生辞世后，学术批评网、《文汇报》(2015年1月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等相继刊登了许多田门弟子和亲近学人的纪念性文章，其中包括若干涉及田先生独特方法和风格的内容，虽给人教益与启发，但大多作为急就章，尚停留在经验层面，令人意犹未尽。如何总结田先生这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并进入操作、推广阶段，成为今日之务。笔者拜读诸公大作之后，草成此文，恳望学界同仁及田先生门下众高足不吝批评指正。
    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秦汉魏晋史研究的典范
    阎步克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得到田余庆先生本人认可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田余庆”条是这样说的：“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现在的“百度百科·田余庆”条基本沿用了以上内容，只是增加了一些后来发表的论著目录。就结论来说，这一表述是准确、精到的。阎步克新近撰写的《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一文又作了一些补充，试图进行理论高度的概括：“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总的说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②。李开元说，田先生“由于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作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③，又称“先生史学之另一个特点是高瞻远瞩，能够从细微而不为人所察觉处钩沉出史实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刻画出贴切深邃的时代精神来，这是史家治史的至难和极致……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史学”④。这些表述对于田氏风格和方法的特点以及何以然之故依然是模糊的，似乎已落后于当今的史学理论，尚有不小的拓展空间。
    让我们欣慰的是，田先生《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⑤一文给我们提供了田氏方法和风格一个达于极致的、完整的展示过程，可供我们进行推敲：田先生为什么会深入北魏史?远缘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在撰写通史《中国史纲要》的“魏晋南北朝史”部分时，他发现最为薄弱的部分是北魏；近因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有8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定在北朝，形势逼着先生和他们一起读书思考，故而决定集中气力来攻北魏史。“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摸索了一年，抓住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田先生在《我的学术简历》中说：“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⑥追求的境界是要把常人看不到的、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容、线索挖掘出来。换言之，不做则罢，要做就要达到世界顶级水准。田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研究中鲜见的“创造力”的术语。
    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著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
    旧史家评判人物和事件是最容易流于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因此被曲解，田先生则是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什么是敏锐眼光呢?田先生指出：“王国维引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的两句诗‘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称为‘政治家言’。又引唐彦谦的《仲山》里的‘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称为‘诗人之言’。……‘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⑦这也就是祝寿会上何德章说的“横的看看，竖的瞧瞧”。
    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且大体上辈分分明，统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反复读《太祖纪》等篇目(因为主要资料也只有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能找到)，并且反复思考，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大话题。……“真人代歌”……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这自然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这个(离散部落)如此被史家重视的大问题，一共才有三条明确的但是语焉不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条是从反面说的。
    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包括传说的、考古的，而后从各角度反复榨取史料中的信息。
    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此问题中会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离散部落”之举看来与子贵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却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挂起钩来一起讨论。……我认为所谓离散部落……实质就是这样。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都知道古史中玄鸟降卵、履大人迹、朱果发祥等有关各族先民的传说，都是知母而不知父，这符合古史常情。……至于像力微这样知父而不知母，却是罕见。……把力微说成天女所生，显然是编造而成，目的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便说出的情节。
    借用人类学的事例进行探析，并注重对文献中常情与特例的分析与剖析。
    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登国年间却丝毫看不到另外还有什么大规模离散部落之举的痕迹。
    用默证来相对说明一些问题。
    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放开眼界，从更高的层面上来作搜索，来作推敲，以期再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使这个课题的内容丰满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联想。……这就是说，杀妻立子在后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来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影子的。……(力微)杀妻的事却未能掩饰得住，才留下来作为一则事例供我们推想。这个推想，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具体情节难说准确。……它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决了具有高度文明的问题，但付出了极其痛苦的代价。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进化的过程中承受的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冯太后)从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这等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来。
    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思维进行丰富的联想和大胆的想象，丰富的想象力特别重要。
    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从属于后面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呢?我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窍了。……悟出这个道理，好些疑点都可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因此我逐渐感觉到把离散部落理解为涉及面广泛的一次性的法令行为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我觉得并无滞碍之处，而且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包藏在后一个问题的事实之中。……我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大约费了两年时间，预期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
    以超凡的悟性悟出文献记载之外的东西，追寻隐含于历史之中的脉络、线索，等等。
    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君位传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后来形成的后宫子贵母死之制应当就是这种杂糅了胡汉正反历史经验的一种制度。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细审道武创业战争的主要攻战对手……几乎都是与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其中并没有一个是拓跋部的宿敌。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创业的主要障碍不是别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吗?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不惜以杀妻为代价来巩固北魏帝业，是有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吗?我基于这个认识，回头再来思考“离散部落”问题。
    以政治学的宏大视野审视其结构、过程、背景等，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的色彩。
    说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汉典为饰，这还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当强的历史感，而他身边的一些汉士也用《史》、《汉》故事帮他作历史比附。……既然如此，道武帝本人为什么还能突破传统，突破部落联盟的重重障碍，居然在十二年(386-398)奋斗中树立北魏帝业，使之巩固下来呢?用个人才干、长于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从根本上解答这个深层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思路发展到此，更觉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这是用进入历史、设身处地、“神游冥思”(陈寅恪语)的方法以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和解释，与西方现代史学盛行的方法相通，即“西方史学家所盛倡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史学家应培育的想象。所谓历史想象，是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此易于得到历史真理，而除去一些后代的附会。……此为史学家理解历史极重要的方法，历史真相自此隐约呈现。……‘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而后古之时势，展现于目前”⑧。
    本篇关于文字的精彩运用不再一一罗列。
    回头看来，这一研究过程像是一层一层剥笋，一环一环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一气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项制度的渊源和演变，但都是附着在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上，其影响甚至延伸至于北魏中晚期历史中。这就不仅是制度史，而且进入社会史、政治史范围。这项制度有部族的文化习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负担。这样的研究只靠实证的方法是不够的，在一些环节上实证材料都不全备……我想，这项研究与其说对拓跋史提出了什么重要结论，还不如说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让更多有兴趣的同人一起寻找和探索北魏历史的新问题……史家个人，重在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日益走向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
    《拓拔史探·前言》：旨在探路……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很难说都准确……踵迹前人，趑趄而进。
    治学态度严谨、谦逊，涉及的领域广泛，过程曲折，方法多样，逻辑严密，解释近乎完满，在无路之处开路，给后学者进入资料少的模糊区域治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就学问上的坚实、追求境界和生活中不喜热闹而言，更适合比对田先生的学人实际上不是胡适而是王国维。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首先要立志高远，其次必艰难探索，最终是瞬间顿悟，取得成功。田先生的成功亦在于此。
    通过一个例证的解析，结合阅读其他论著的体会、感悟，笔者把先生的方法概述如下：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的认识、评论，运用各种方法细致、精准地考证史料，反复比勘，即多位评论者所谈的榨干史料。具体手段有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变异与特例，《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对曹丕征吴的分析就是非常精彩的个案。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追索言外之意，强调排除各种反证，而消化反证更多靠的是语言功夫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充分运用理性思辨、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分析，参伍错综以求其是，以丰富的、基于对人性透彻、细腻了解的想象力，设身处地，神游冥思，以历史的思维“苦思冥索”⑨，既用“政治家之眼”对一人一事一地一世进行审视，又用“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⑩，寻找问题，感悟历史的脉络、线索，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寻找、分析它们内在的联系、冲突、发展和变化，引用清代考据家对历史的认识，一方面是寻找灵感，另一方面起到渲染气氛的辅助作用，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用准确、凝练的文字表述，以语言和逻辑功力建构，随心所欲而不逾求真之矩，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大现象、事件等形成了近乎完满的解释，使中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近真的历史，由此呈现。田先生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政治史领域，确立了一种典范。但它只适用于天才勤奋兼具型的学者，并不适宜广泛推广，因为它有可能因一环不慎而导致整个解释体系出现罅漏甚至崩塌之险。
    笔者认为：田先生研究风格的独特风貌，在于才学识德俱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心思细密，眼光敏锐。对史料的处理颇为细腻，考订精审，对文献的理解体现得细致入微，堪称力透纸背。识见超凡，视野广阔，高屋建瓴，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引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理路、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披沙沥金之后，形成了严密的理论建构能力，宏观驾驭精到，注重分析。跌宕起伏的推理扣人心弦，娓娓道来的解释引人入胜。论证细致、周详，且能环环相扣，说理既深刻、精辟而又文辞贴切、精彩，使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些重大脉络和线索被梳理出来，在研究的问题上形成了近乎完满的诠释体系，赢得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度赞誉。田先生可能并未大量阅读西方史学理论的论著，但其超凡的悟性产生了不少与西方现代史学优秀成果相契合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手段。
    田先生的成就虽说主干在政治史，但涉及的相关领域也有独到、精彩的解释、分析，可谓是一种总体的政治史。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奠定了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笔者尝试将其浓缩为5个词10字——结构、角色、功能、冲突、变迁。在结构中，对不同角色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对各种冲突及其变迁进行追索、钩沉和研究。其政治史研究突破了实证史学的藩篱和束缚，解释的圆融、分析的深入尤具现代西方史学的风采，其成果达到了科学与艺术近乎完满的统一。“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工艺品，又像是交响乐。比为工艺品，是因为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表述精致，遣词造句多经推敲，分寸感把握到位，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美感，可谓‘华而有实’。……比为交响乐，是因为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起承转合，错落有致，使读者循序渐入佳境，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11)。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二十多年以来，已出至第5版，“虽不曾洛阳纸贵，但行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成为史学著作的长销书。在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中，这是罕见的。但何以如此，则未见解释。笔者认为，田先生对人性的理解和分析十分透彻，诸如心理分析犹见功夫，使人产生了深澈的人性共鸣。每读田著，一拿在手常常欲罢不能，总是想尽快读完，感觉宛如读侦探小说。而晚年完成的《拓跋史探》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趋深邃，运思行文则从畅达明丽转为沉郁伤感，更极其醒目地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共生与发展、物质增长与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题”(12)。该书将田氏的方法和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到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