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模式：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政治史研究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从《释“王与马共天下”》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两文开始就成为标识品牌，每一发表即震撼史林，同行争阅。其材料考订精细、论证翔实周密、阐幽发微索隐的功夫，让许多名家也甚为叹服。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更是迭有评骘，赞誉有加，笔者2010年6月拜谒田先生询问得知已超十篇。海外的本人尚未及见，今就大陆发表的(包括这些年网上的)评论来看，前辈、时贤评价《东晋门阀政治》往往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赞其细节考订精详入微，宏观概括允当凝练，等等。他们多将田先生的此一宏著视为传统政治史的经典或扛鼎之作，如楼劲称其“创见披纷而胜义叠出，然其基本命题及其研治范式，却仍踵迹前辈而有轨可循”，并认为先有陈寅恪的文化史学的路子，后有唐长孺的社会史学的路子，而“到八十年代有关路子各个方向的研究几已穷其枝叶而难以为继，至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出，才构成了这条路子的一个转机”(34)。什么路?如何转?可能因顺带提及之故而未道其详。让人遗憾的是，关于此著之来龙去脉、研究理路等相关情况，田先生本人未如《拓跋史探》那样有详细介绍，这使得我们缺乏从“内史”的角度探讨所需要的资料。笔者觉得以往的研究者提到士族政治多是从阶级(阶层)包括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探讨的，不少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从根本上说，这仍是一种社会学的角度。
    田著显得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政治学的角度并与之相结合，有着明显而又被现今学界忽视的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色彩、视野和构架。它探讨东晋门阀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形成、演变等，着重于空间与政治的关系，联系新与旧等因素。“门阀政治”本身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学概念，而不像其他人更着重其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东晋门阀政治的体系始终有一个西方贵族政治视野的观照，只不过田先生着墨甚少，与此同时，田先生并没有忽视皇权专制这个中国社会的特点。今人喜欢把一些大师的成就简化为“模式”，如果文化史、社会史的模式成立，那么《东晋门阀政治》就是一种政治史的新模式，其中内含了明显的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的构架、元素及其思维。田先生其他散篇的政治史论文中这种色彩也是清晰可见的。《东晋门阀政治》中《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等，《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东三郡与蜀魏历史》，《北府兵始末》，《拓跋史探》中《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等篇章，直到2013年年初的《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依然带有地缘政治的浓厚色彩：“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35)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基础训练，应该是后来田先生政治史研究异于其他历史学学者的一个优势条件，可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这应该是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
    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体，所以又称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而“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在1917出版的《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他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乃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依据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一度衰落，但至今仍通行于西方世界，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是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鲜少运用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仍有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去经营政治的手段和方法的。笔者认为，先生是结合了门阀、地理等因素，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东晋政治史的研究。这并非笔者臆测，田先生恰恰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呆过一年，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田先生列在1945年政治学系一年级名单。该系的教授大都是海内外的知名之士，主任是张奚若或钱端升。一年级开设必修课“政治学概论”，六学时，应是龚祥瑞(留学英法)或王憨愚(留美)所授，虽然只有一年，依课时量看应该算大的。二年级开设近代政治制度，六学时，应是钱端升所授；中国外交史，六学时，应是邵循恪所授(36)。“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37)这些西洋内容应该就包含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围，尤其是关于地缘政治学的部分，因为它是当时的显学。虽说田先生当时处在颠沛流离状态，又胸怀大志，念不在此，但上了一年课竟然没有收获恐怕是说不通的。只不过不在当时，而在异日。“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38)如果有人因田先生没有强调过而怀疑，则我要说：“得鱼而忘筌，是之谓也。”此等事例非只孤例。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优点，论者已多，细心的读者自当早有体会，这里就不再重复。笔者在此稍谈些许不足：“门阀”和“士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第一版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第二版因易导致误解而删掉。而“士族专兵”中的士族也应指门阀士族，似应代之以“门阀”为宜，“士族专兵”的概念似乎应该改为“门阀专兵”，否则，依然还是会导致不少误解的，例如，桓氏专兵与刘裕专兵性质会一样吗?书中不乏这样的用法。在该著的体系上，田先生经多年思考，认为应补上“温峤与江州”一章，惜乎未竟其志。但拙意本应有关于皇权——司马氏的一章，东晋皇权虽然衰微过甚，但其自身心态及其与门阀的互动应该仍有待发之覆。如《资治通鉴》载：庾亮杀南顿王司马宗，“宗，宗室近属；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失远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庾太后“持尺威帝”条。几岁的天子就对门阀产生了如此奇特的情绪，说明皇权并不甘心仅仅是垂拱的地位，皇权和门阀有着一个动态的变化关系。皇权有着传统的合法性(正统)的天然优势，门阀相争中外戚的优先就切实证明了这种优势的存在，王敦、桓温都是驸马，庾氏是外戚，而外戚在干预皇室事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虽然我们并没有太多史例来具体说明。另如，明帝、成帝之时，皇权、门阀和流民三种力量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三角关系，“苏峻之乱”的性质是流民帅和皇室联合对抗门阀政治。这些应该是颇有看点的问题。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过于注重孤峰顶上的独创心得，可能没有索隐发微的玄机，故而对皇权的分析就显得不够十分充分。当然，书中对皇权自然不乏画龙点睛或点到为止之笔。但如不深加考究并给其应有的篇幅，恐难说门阀政治的体系就尽善尽美，这对于不便随时请益的槛外学者或初学之人，理解起来会产生滞碍。
    《论郗鉴》一章，祝总斌先生称赞说：“论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笔者十分赞成，但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郗鉴的谨小慎微是否与其曾经担任过被时人视为篡逆的赵王伦的掾属和其叔父郗隆担任过赵王伦的扬州刺史有关?《晋书·郗鉴传》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而附传则说：“隆少为赵王伦所善……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将士愤怒……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那么赵王伦篡后，郗鉴到底是“闭门自守”还是仍为“赵王掾”似乎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屑枝节。陈郡谢氏并不曾与司马共过天下，因其没有过对上游的经营，故其发育是不完整的。
    对于桓玄及其代晋的历史意义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门阀政治并不注定由谁来终结，也不必然是刘裕这个次等士族的阶层来完成。门阀政治是一种变态，这种变态是门阀与皇权的动态平衡，历史的大趋势是向皇权政治回归，实则意味着应该由门阀士族来完成才更合理，王敦、桓温都是在条件大体具备却因年迈病死失去了这样的机缘，而雄姿勃发的晋明帝也曾短暂地伸张皇权却英年早逝。桓温之子桓玄属于门阀士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的代晋虽然短暂(即使我们不愿意称其为皇权)，但他的短命政权确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因为这里找不到司马垂拱这一门阀政治的必要条件，而是终于有一家门阀压倒了司马氏皇权，其他门阀也失去了平衡与制衡，除了羊孚表示过无足轻重的反对外，其他门阀都俯首在桓氏之下，即使刘裕也曾对“禅代”表示“首肯”。所以，门阀政治的终结是由桓玄完成的，史实如此，逻辑也是如此。此后的刘裕、刘毅也好，孙恩、卢循也罢，都属于次等士族，但义熙之政肯定不能归诸门阀政治这个概念，它也确然不是皇权政治，属于过渡期。当然，历史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出现新门阀，刘裕也附庸风雅而谈玄，若真如此的话，历史重归门阀政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刘裕虽然恢复了司马垂拱，但门阀专兵这个条件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内外部条件和时间因素都没有使刘裕成为新出门户的新门阀。实际上，桓玄的不幸是因为他与一代雄枭刘裕处在同一时代。就五朝人物而言，称桓玄为萧道成之流亚并不过分。旧门阀虽然腐朽，也不时会出现杰出人物，放眼望去，谢晦专兵是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人。而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其“有大功于天下”，满足了南方各阶层的心理，也认可他取代司马氏成为新的皇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刘裕出身之卑微，恐怕是断难取代司马氏的。
    这里，顺带谈及一个争议话题，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陈圣荣《重读〈东晋门阀政治〉》指出：陈寅恪对田余庆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的观点完全承袭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39)。而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认为“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此恐失于搜检。首创权无疑属陈寅恪，但考察田、陈二先生的经历和《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初次出版的时间——1987年(这时田著早已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田先生有可能接触的则是陈寅恪50年代初为教育部所著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但该书并未系统涉及这一观点，故流民因素仍有可能是田先生的独立发现。
    当然，对田先生政治学素养的这部分不能评估太高，因为他在1949年前本就无心深入，“我们上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我们这些人，解放前，是学生运动，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离开这个潮流，去上图书馆，心情是不自在的”(40)。而“文革”之后，田先生又收缩范围，恐也没有深入。田先生在处理个别问题时偶失细腻，如对孙恩、卢循的出身判断就是如此，胡虏伪朝之仕履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应该是负担而非荣资，也并不足以增进孙恩、卢循在南方的社会地位。“荒伧武将”的地位恐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荒伧，其地位甚至低于吴人。
    四、史学理论的视野：才学识德、高而平衡
    从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看，刘知幾说：“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并提出了“三长”之说。章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41)“史才”指描述历史、编纂写史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史识”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并提出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观点；三者之中以“史识”一项最重要。理想类型的良史，三者不可缺一。自古良史罕有，即因难兼历史的才学识三长于一身。章学诚又在三长之外加上史德，成为四长。西方史家认识基本相同，“成为历史学家所要求的素质或技能，似乎没有哪个是特别苛刻的。但将各种素质或技能充分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又是极为罕见的。很少有历史学家在专业、思想、想象力和文字应用上有同等的天赋”(42)。而田先生可谓当之无愧。胡适才学俱佳，但史识少卓异之见；陈寅恪学识德超凡脱俗，傅斯年盛赞陈寅恪是三百年才出的一个人，胡适却谓陈寅恪写文章实在不漂亮，标点犹懒，说明其编纂之才存在问题。
    史才，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编排。李剑鸣归纳说：“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把宏大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史料考辨、出色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境界。他的文章也写得极为考究，布局精审，多线交织，判断周密，行文典雅大气，‘形散神不散’，字里行间潜藏深意，读毕令人回想。”(43)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历史学家中应该算是超一流的，这是田氏风格必备的一大特点。祝总斌先生是少数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人，“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指《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44)。文字的能力够不够，关乎到能否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45)而“文笔优美的作品并非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附加项或额外的加分。它是历史编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没有很好的文字运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源自历史想象力发挥的深刻认识——关注细节、调动情绪的能力、性格和氛围的描述以及制造悬念的手法——这些都是在富有想象力的编撰中获得最充分展现的素质”(46)，“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这正是使历史学感到棘手的地方”(47)。田先生对此事是极为重视的，“写文章，还要在技术方面多下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后，要把它组织成为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文章写成之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历史文章当然是科学，但历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话，它应当成为艺术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好东西真正推销到社会去。文章要挤掉水分，力求紧凑通顺，减少疙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要紧的是思路的通畅，章法的严密。这是关系到文章说服力的很紧要的问题。你的东西也许是原料很好的一块玉，还要雕琢得好，才受欢迎”(48)。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多的高识，但却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并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做到的。而田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虽然不见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先生总能找到贴切、准确、合适的语言把他的考订描述清楚，分析展示出来，田文有简洁、明晰、准确、凝练之美。
    史学，田先生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无需笔者赘述。众所周知，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现状面临着困局，对于真正矢志于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竭泽而渔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田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认识、评论，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所论虽限于东晋，但引用资料，除有关正史、《通鉴》、《华阳国志》、《建康实录》、《世说新语》、《全晋文》等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览》等类书，《搜神记》等小说，《水经注》等地理书，《通典》等政书，《高僧传》、《抱朴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种诗文、笔记、补表，以及现代、港台、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著。笔者粗略统计，共约百余种”(49)。
    新材料的发现，一般人多止于新问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则不然，“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50)。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旧主客，依阶级分析观点，他们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而用政治学的观点读《檄吴将校部曲文》、《上汉帝表》等，就读出许多内涵。这些旧资料经过分析，新意迭现，体现出“大匠手下无废料，良医之门无废疾”之高境界。处理史料方面，论者已多，皆谓先生考证精详，辨析入里等，祝总斌评曰：“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51)。阎步克则谓：“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52)陈圣荣：“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53)
    陈寅恪曾说：“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54)胡宝国受田先生谆谆教诲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55)这确是先生的一个特点。但我觉得尚可补充的是，田先生对文献记载中的常态、变例和特例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与变异，并恰当地运用默证进行推理。默证即从原始资料的沉默中进行推理，其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难点，其“关键在于根据原始资料的沉默来说明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于说明某些事实确实发生过。……通常说，缺乏任何记载证明那种事实的发生实属寻常。这种推理形式的不可靠性甚至大于根据原始资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断某些事实没有发生”(56)。上文所举的例子说明田先生运用默证能力的娴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觉得田先生对文意的理解细致入微。不轻易否定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纳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对“五马渡江”建立东晋的三种不同说法的处理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
    史识，上引阎步克撰述的词条已有充分说明。张帆称赞田先生说：“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57)用胡国宝的话说就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田文所得结论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外，但确属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赞成的学者也无从反对。
    史德：“章氏的史德，整个来讲，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前者是显著的一面，后者是隐微的一面。显著的一面，人人可见，端正心术，以传信史，凡欲为史学家，极少不以此自励。隐微的一面，则为人忽视，而历史往往因此失去公正。章氏最重的史德，在隐微的一面。”(58)当同龄人大多数已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田先生却老而弥坚，进入新的艰难领域，不断挑战自我，越耄耋之年而深入拓跋史的研究，到2008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84岁高龄，而且对旧著不断修改。《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上市不久就告脱销……与中华书局谈及再版问题，书局意见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动。我觉得既然有该改动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里不踏实，所以打算等到合同期满，另出重订本”(59)。这让人想起了顾炎武对待《日知录》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