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治史成就的要因：学兼中西
    笔者认为：田先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的要因在于“学兼中西”。这样说，也许会有人表示惊讶，田先生既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写过阐述西学的论著，则西学因素又何从而来?之所以特意提出，是因为未见相关学者提及这方面的因素，也看到一些学者过于推崇其具有所谓乾嘉考据的因素。对于一个20世纪的学者来说，这恐怕是不全面的。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强调西学因素更是十分必要。余英时指出：自清末以来，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任何人若想在中国学术界立名，都必须兼通中西学术。实际上，整个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陈寅恪说：“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但“他们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甚至也可能存在弊端，“新派留学生……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60)。田先生正是陈寅恪指出这条正确道路的杰出实践者。
    田先生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最擅长的一面，对于西学的了解应该不少，这正是笔者欲亲自向先生求证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疑点。笔者推测是先生谨慎、低调的处世风格所使然，先生常称“藏拙”，实际上，其缜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理论构架等部分来自于几十年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西方学术一个大的派别，即便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对于中学来说，也是西学的一个支脉。有人会问：那中国学兼中西的人岂不就太多了?那也不然，笔者细读田著发现，田先生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备现代政治学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显的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构架和影响，这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点自然来自于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所受的政治学训练。而在近期关于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个西方历史的观照：“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61)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只有一篇《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学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背后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支撑，田先生也不例外，“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62)。大时代使得田先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深，“50年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63)。到80年代中期，田先生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经丰富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形成了我们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尺度。”(64)80年代之后，田先生能把西方的非主流理论及西方现代政治学视野融入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正如田先生评价陈寅恪一样，“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65)。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西学的贯穿，田先生的许多卓越见识或许就成为另一部类似《廿二史札记》的著作。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的方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这是辩证否定观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田余庆先生晚年的总结《我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的两点论就是明证。谢一峰对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引用《矛盾论》已有阐述(66)，实际上，该著对对立统一规律也有充分的运用，对诸如皇权与门阀、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仍能看到这种影响：“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是对必然性的探求。“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这里体现的还是对立统一。
    遍检田著，并非毫无瑕疵，田先生似乎还未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规律”与“必然性”的影响。胡宝国指出：田先生“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把规律和必然性用“线索”和“逻辑”表达，但这个否定的案例是否成立，笔者尚心存疑虑，今另以《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说明，就笔者的浅见而言，这可能是田先生各篇宏文中最弱的一篇。基本上在不增加史料的情况下，将开国之君孙权的因素填补进来，笔者可作出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正如田先生所言，“有国者在创业和守业的不同阶段，选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孙权之初……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谓‘效之于事’。……后来孙权立足已稳……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士就逐渐成为必须，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古代是家天下，如此大量的混浊淆杂人员进入到政权之中，必然侵蚀到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有为的政治家必然要思以纠之，当然，孙权在尚未称帝时，就推行这一政策似乎早了一点，而衡之于曹操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张温的急速窜升，也凸显了这种态势。《三国志·张温传》：暨艳“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最高统治者孙权的支持，暨艳的手段、作为竟然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会让人无法理解的，开始时，其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了孙权的默许，事情不发生在张温任选曹尚书时就可说明这一点。张温、暨艳缺乏圆融的手段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而他们的个性却又不能主动代君受过，可能反将孙权抛上台面，这必然使孙权极为难堪，以致其恼羞成怒，终生无法原谅，而从后来的吕壹案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不过是历代不少最高统治者“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惯用伎俩。但田先生因为预先设立了一个江东化的历史潮流——实即“规律”一词的代用语，而规律是不能有例外的，所以笔者指出的可能就被先生排除在外。
    六、田先生的史学之路：走出近代进入现代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何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是一个学者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田先生在1983年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出：“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与学相辅相成。”魏晋南北朝史这个断代，是中国历史学界中除先秦史外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师云集，徒子徒孙前赴后继，至今日颇有人感到要寻找一个好题目已不甚容易。而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对于有心人来说基本上是公平的，尤其在现代搜索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无论身处格陵兰、黑非洲，还是潘帕斯、撒哈拉，都如同身在北京、武汉的魏晋研究中心一样。因而，思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田先生在一篇为学界漠视的访谈中强调说：“历史学不是一堆旧知识的堆积，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只有思想，只有理论的陈述，也不是历史学……不能把考据学等同于历史学。乾嘉诸老在古籍整理方面前无古人，其史学成就却难以赶上宋代学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是根本原因。……关键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以新时代的新思想去研究传统学问，会发现前人发现不了的问题”(67)。田先生本人就是如此。胡宝国总结说：“田先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学者，细腻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征。”由于人生的经历和超凡的悟性认识到了近代史学的缺陷，勤学苦思，表现出现代史学的无畏探索精神，并悟出了许多契合现代史学精髓与真谛的道理，因而把握了现代史学发展的脉动，例如，此段田先生所言就颇有柯林武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意思，而田先生运用的方法中也有“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的浓厚意味。
    中国现代学术史基本上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辛酸史，中国人引进西方的东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最先进的即便是被少数中国人掌握并引进，其人、其说的影响也颇为微弱，难以光大学界，这在史学界就非常典型，胡适来自于美国新史学发源地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对新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因文哲成就爆得大名，遂执学术界之牛耳，而学贯中西、卓异超凡的王国维、陈寅恪只是以大专家的身份聊备一格。而陈寅恪在学术界走红的因素主要还不是来自于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几国别人都不懂的、可以用来考据的语言功夫。
    历史科学的定义多种多样，历史指过去并无异议，但关于“科学”如何定义则异说纷呈，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类似于古代乾坤袋一样的东西，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如顾颉刚因几次算命准确后把算卦称之为民间科学。但主流则是将其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将历史学和生物学并列(68)，这来自于西方，“我们的前辈，如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69)。科学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进入1950年代，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减弱，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占据了统治地位。柯林武德评价这一理论的弱点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70)。由此，历史学界有了两个流派，“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他们都堪称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中气不足”(71)。
    近代的科学史学(即实证史学，二者本来不同，但大多数人视之为一)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之后，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搜集到的事实编排、呈现出来，历史就自然出现。最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张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我们反对疏通(指解释)”等等。20世纪现代史学的发展证明这只是19世纪史学界的幻想。
    为了纠正偏失，西方兴起了解释学史学，它指用解释学理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其本义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的传统史学，解释学最早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到西方近代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19世纪的兰克学派虽然忽视理论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方面的释义、诠注技巧，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比兰克成名稍晚的德罗伊森，反对兰克的主张，强调历史解释，成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二者丝毫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历史是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后，解释学史学就特指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简单说，历史是解释之学。“西方近代史学家时时谈及‘直觉’(in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专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历史的艺术方法。”“史学家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上去，也可以适度地运用‘想象’。……纷纭的资料，融合在一起，靠想象力，资料所缺失的，尤其靠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其无阙无漏”(72)。
    长期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就受到这种史学思想的较大影响，这种方法陈寅恪在1930年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73)陈寅恪此文虽就冯友兰哲学史而论，但完全是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阐述，这明显来自于他在德国的经历。
    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来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历史是科学的论调，开始占尽优势”(74)。现在，“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很明显，实证主义者要求将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严格分离的规定，在历史学中是行不通的”(75)，“逻辑经验主义(也叫做证实主义)的拥护者把自己禁锢在该标准之内，并且由此怀疑所有那些不属于实际经验证实范围的表述，把它们视为无意义的，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证明是致命的。已经证明，要想使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科学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观察性和经验证实的紧身衣。强调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特别重要，因为经验主义方法对它极其危险”(76)。对科学性质产生的新认识，“重要的是，今天的科学家大多已达成共识。实证主义理论仍然在外行的科学观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科学家共同体中已不再具有多大说服力”(77)，“科学方法是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对历史学家而言，相比过去的科学定义，这是一种更接近他们想法的科学定义”(78)。
    “史无定法”这个词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一门科学会成为这个样子?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79)；古朗治和贝尔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它的学科特征(80)；约翰·托什说：“历史学本质是一门具有极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学科，它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想象力以及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81)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产生让史学界共鸣、赞叹，让非专业人士奉为典范的影响，就在于他悟出、达通了现代史学的精髓，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合辙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的不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其普遍性，科学的真理超然于科学家的思想而不受态度与情绪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则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解释相同的证据所得的结论常常会异彩纷呈，甚至因思想、态度、情绪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田先生在他个人的研究中将历史学又从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其方法合乎西方现代史学中解释学史学(或称阐释学史学、释义学史学)的套路。田先生对这种方法运用是非常娴熟的，升华了实证史学刻板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以及“论从史出”的信条，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巨大作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也许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假设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在历史学中，想象力被允许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绝非仅局限于假设的提出上，而是渗透于历史学家的思维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逻辑和批判技能的同时，具有移情和直觉方面的素养。……研究者形成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敏锐想象力……源自于长期钻研历史资料形成的一种想象构图。”(82)“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他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地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83)这在《拓跋史探》中相当明显，胡宝国盛赞田先生，说：“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84)这是缘于“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85)。田先生的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寻找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把现有资料利用到了极致。在精详的细节考据之后，进行合乎历史大势、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论，他的论证几乎没有漏洞，建立起依据现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优解释。即使有怀疑，甚至不相信者，但这些读者很难不服，因为他们很难找到系统的反对理由。田先生在《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中说：“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
    史学的专门化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或一块)，近几十年来的情况特别明显，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理路漠不关心，仍然抱着近代式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对现代史学而言，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西方史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学风格中，解释的完满、分析的透彻都展现出现代史学的魅力。而“现在史学家所共认的，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术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的。科学与艺术在历史研究上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相容而并存，这应是史学所到达的伟大境界，将近两百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遂真正有了收获。”(86)《拓跋史探》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和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缺少一个《后论》那样的宏观性总结。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来说，能有如此精彩的“谢幕演出”，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而从近代实证史学的观点看《拓跋史探》，确实会产生其真实程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问题，如何评价实证史学，笔者在此置之不论。就好比一个极品厨师开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将一堆别人弃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过的人大都感觉既好又过瘾，但也有境界不一样的人却说：感觉好是好，只是不实在。
    田先生的论著都是苦心孤诣之作，充满了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87)。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一定还有很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能写出真正历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学家。而真正的历史是在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史学家的天职是要尽可能将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及事实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揭露出来。“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88)田先生的史学实践验证了西方史学的一句谚语：“任何傻子都可创造历史，而历史则待天才而写。”
    注释：
    ①谢泳：《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文史精华》2002年第11期。
    ②阎步克：《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③李开元：《我的秘密书架》，《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
    ④李开元：《怀念恩师田余庆先生》，《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月6日。
    ⑤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本节所引均出自此书。
    ⑥田余庆：《我的学术简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页。
    ⑦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二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⑧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152页。
    ⑨周一良先生1998年4月20日日记。
    ⑩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二辑。
    (11)张帆：《老吏断狱、神探破案般的功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12)楼劲：《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13)[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142页。
    (14)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46-147页。
    (1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16)王素：《风操存大道，事业在名山》，《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17)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书品》2002年第2期。
    (18)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13-14页。
    (19)[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51页。
    (20)[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余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2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41、82页。
    (22)张春树：《从〈邓广铭全集〉论民初史学与“新宋学”》，《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1907-2007)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页。
    (23)邸永君：《刘凤翥先生访谈录》，《民族学名家十人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24)《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13页。
    (25)田余庆：《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文史哲》1987年第1期。
    (26)罗新说：“我感觉，田先生不肯写回忆录，除了谨慎的性格原因外，还有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20世纪悲剧般的历史似乎不愿进行系统的反思。……除非万不得已，他不大愿意写怀旧思往的文字。”《清商远路自徘徊》，《文汇报》2015年1月9日。
    (27)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28)孟彦弘：《垂范岂限汉家》，《文汇报》2015年1月9日。
    (29)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8页。
    (30)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原学》第二辑。
    (31)田余庆：《我的学术简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9页。
    (3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46页。
    (33)田余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拓跋史探》，第94-95页。
    (34)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5)《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36)西南联大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11页。
    (38)《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第11页。
    (39)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1ef4f01013wvh.html.
    (40)陈其泰：《展望与思考——访田余庆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42)[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42页。
    (43)李剑鸣：《门外的追思——悼念田余庆教授》，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6317&type=1004.
    (44)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3页。
    (46)[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42页。
    (47)[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14页。
    (48)陈其泰：《展望与思考——访田余庆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9)陈苏镇：《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8期。
    (5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53页。
    (51)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2)阎步克：《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53)陈圣荣：《重读〈东晋门阀政治〉》，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61ef4f01013wvh.html.
    (54)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寅恪传记资料》(2)，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8页。
    (55)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书品》2002年第2期。
    (56)[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王寅、尤天然译，尤天然校，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0页。
    (57)张帆：《老吏断狱、神探破案般的功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5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86-287页。
    (59)田余庆：《重订本跋》，《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页。
    (60)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6页。
    (61)田余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拓跋史探》，第96页。
    (62)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二辑。
    (63)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二辑，第6页。
    (64)田余庆：《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文史哲》1987年第1期
    (65)田余庆：《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文史哲》1987年第1期。
    (66)谢一峰：《〈东晋门阀政治〉读后》2010/12/5，转引自http：//www.douban.com/note/151875689/
    (67)罗新：《思想与境界：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原学》第二辑，第3、5页。
    (68)陈其泰：《展望与思考——访田余庆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69)[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5页。
    (7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7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5-16页。
    (7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45-146、149页。
    (7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74)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34页。
    (75)[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58页。
    (76)[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第341-342页。
    (77)[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55页。
    (78)[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56页。
    (79)[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4页。
    (8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4页。
    (81)[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43页。
    (82)[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56页。
    (83)[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140页。
    (84)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读书》2004年第6期。
    (85)[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第133页。
    (86)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339页。
    (87)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书品》2002年第2期。
    (8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页。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