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人论世与知世论人
    传统史学有一个重要说法叫“知人论世”。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人置诸所在的时代中去研究，实即知世论人。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史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不同，丰富的阅历对于研究者不是负担而是优势，《史学导论》就有“历史学家的生活阅历”一小节进行了总结：“对过去的人进行移情的能力是以某种自我意识为前提”，“广泛的经验是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在历史编撰大体局限于政治叙事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历被广泛视为对历史学家最好的培训。……正是多样的经历……真正能够提高对过去的理解，以致历史学家想象力可及的范围是与对过去生活状况和心态的认知范围存在着某些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历史学家通常的培养模式很少考虑这种要求”(13)。而哲学上，知行关系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许多东西不行不能知。“生活经验丰富，了解当代社会最深的史学家，是最能了解过去社会的史学家。……以情理的当然与否以批评往事的是否可信，是史学家极重要的一个标准。”(14)“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15)
    王素说：田余庆先生“1950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原本就是大陆最后一代受过完整、系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教育的学人”，交往中，“发现先生‘子曰’、‘诗云’，也能信口援引”(16)。笔者觉得，田先生这代人传统文化的氛围与积淀本来不能算太薄，更重要的应该是大学时期所受的近代教育。
    大学教育对一个学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段经历及其影响，既未见田先生讲述，也未见研究者关注，其影响及深浅皆须深入探讨。胡宝国说：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17)。笔者觉得此言不差，但恐怕也与田先生有过学医的经历有关，医生治病关乎生命，强调科学精神，解剖学尤其重视细节，周树人、郭沫若都是由医转文，一个精于解析中国社会及人性的黑暗之处，一个精于透视甲骨文。田先生晚年在《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一文中仍能详举医学研究的例子说明科学研究中联想力的重要性(18)，足见其影响犹在。而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的一年训练则为田先生增添了政治学的视野。
    有学者或将田先生精于史料辨析远溯到乾嘉考据，或将其史学渊源上追至他对陈寅恪的一次夜访，这似乎都不妥。民国时期的北大史学系是国内一大重镇，傅斯年自20世纪30年代初发动“政变”将朱希祖赶走之后，极为注重对史料的辨析。“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19)。而原汁原味的科学史学对心理活动是十分重视的，“历史学家从文献开始他的推理工作，但是推理所用的绝大多数文献恰恰是心理活动的痕迹”(20)；“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21)。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张春树总结北大史学系的学风说：“北大诸贤共识治史应有之基本信念与原则为：(一)治史应以直接之原始史料为本；(二)史料真伪之鉴定(订)为史家之首要工作；(三)史学研究必以逻辑推理原则进行；(四)历史解释与论点必本之于可信之确实证据；(五)历史研究必先考究方法。至于修史、写史大原则上，诸家之共识则为：(一)注重史事解释之系统化；(二)讲究推理逻辑；(三)特重贯通结构之专著(文、书皆然)；(四)行文注重文法、文体、征引注释、字句标点。”(22)
    翦伯赞执掌北大历史系后，在强调马列理论指导的同时，对于史料的处理也相当重视，可谓断裂之中也有传承。如他说：“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23)据北大六二届毕业生刘凤翥回忆，田余庆先生说：“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就史料而言，西方近代史学家喜欢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更有分史料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者，最推崇目击证人的陈述。田先生晚年说：“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读书，最好读一手资料。”(24)从他可以信口详引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解释《论语》的事例，足见不能忽视民国时期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对田先生的影响。当然，中国的史料传承有其特殊性，并不是西方的现成归纳所可笼罩的，先生晚年对史料的处理较多体现出传统色彩，“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25)。将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衡之于张春树的总结，不可不谓渊源有自，虽然田先生本人不愿意回溯不堪回首的经历(26)。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与先生的经历及其超凡的悟性对人性、社会、体制的感悟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政治的风云变幻都是空前的，田先生善处兴废，把握住了几个关键节点。首先是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名单(27)，被组织安排撤到解放区(28)。由此奠定了田先生在中国史学界中央层面的一个有利地位，在此历经起伏。田先生对此有概略描述：“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作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校领导威吓的语言，五十年后仍令田先生心有余悸，“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绝不再涉此类课题。……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田先生“文革”前只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批判胡适的，并非一无是处；另一篇歌颂曹操的，也不乏精彩之笔。
    三十年的风云变幻，使田先生得以体察各层面的人性、体制各层的运转，悟出了“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并举了两个务实为学的事例：“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我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过时后将文章删改，发表在《北大学报》复刊号；另一个事例，《历史研究》复刊，应约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归于儒这一见解上……此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磨练，田的论著恐怕难有今天这种独特的魅力。
    田先生虽然浪费了二十多年时间，但又是颇为幸运的，大学时代能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享受当时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的是1949年后能有在1960年代上半叶、自己鼎盛的壮年得到几年安心且系统阅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机会，为以后治学得有鸟瞰全局的宏观大视野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29)。他说：“我真正做点学问，是从55岁开始”(30)，“据我所知，学术史上真正有点成就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人是在60岁以后开始主要的研究工作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从学术史看，赵翼的经历与田先生有可比之处，他45岁开始，53岁全身心投入，69岁完成，但赵翼的史学著作因与当时崇尚的学风不同而在生前未受重视，到民国年间方声名大涨。田先生与同时代人以及赵翼相比，可以说是幸运的。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31)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当田先生重新开启自己的为学之路，“重新上路……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意。学与思结合得紧一些，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当先生把这时期的感悟反观于相对简单的古代历史中，又怎能不体察得入木三分呢?田先生的史学成就在于对人性的高度、细致、透彻的把握，而脱离人性的历史学的专业研究总归让人有刻板之感。尤其对搞政治史研究的人来说，对人性的领悟与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不然的话，写再多的政治史著都可能让懂行的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就有历史学是人性科学的命题，这是否过于宽泛，笔者在此不论，但对于政治史来说，绝对是命中要害，“自有史时代(historic time)以来，人的变化，极为有限，人性的共通性，大致为中外学者所承认。史学家能够隐约窥见历史真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古今的相通，系于此若断若续的一线。历史上的社会，比历史人物的变化大，史学家以自己所处的社会，印证历史上的社会，较易曲解与附会。但是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古今是有其绝相类似之处的”(32)。清代许多大家也都是在经历宦海沉浮之后才取得卓越成就的，如赵翼四十多岁归隐，开始撰述《廿二史札记》，到69岁才完成；顾炎武《日知录》的主要部分也是在45岁以后完成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而完全是寝馈书斋的纯学者，那么，田先生的学术生涯和面貌将会大大不同。
    田先生同时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治学环境。他与周一良、祝总斌两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33)。而与多位高明学生的教学相长使得田先生深入北魏史，产生了《拓跋史探》这样杰出的论著。笔者体会，田先生在政治史上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与他自身超凡的悟性、性格、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性的感悟，对社会、体制运作的理解密切相关，一旦良机降临，其成果就喷薄而出。田先生一生既善处兴废，也颇得幸运之神眷顾。他的政治史研究成就获得中外史家一致嘉评，人性引起的共鸣才是这部专业书籍广受好评并持续畅销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