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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朗西斯·培根：科学的目标与方法 按照爱德华·威尔逊的看法，培根是启蒙运动的总设计师。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正是培根，明确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目标，并改进了研究方法。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至今依旧仍生活在培根思想的光芒之下。 培根认为，以往人们研究学问，最大的过失是误解或者错置了知识最终或者最大的目的。一般人之所以求知求学，有时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嗜好，有时是为了给心灵带来变化和愉悦，有时是为了光荣和名誉，有时是为了在智力上折服他人，但多数时候还是为了得到钱财与好职业。他们并不想寻找一座收藏丰富的仓库，来彰显造物主的荣耀，改善人类的境况[6]30。这里，培根明确提出了学问的两种目标，一是彰显造物主的荣耀，二是改善人类的境况。但培根的重点显然在于后者，因为他明确表示，“就上帝而言，我们并不能得到完美的知识，只有奇迹，只能称作破碎的知识。”[6]6在《新工具》中，他再次强调：“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7]58或者也可用人们更加熟悉的那句名言来表达：知识就是力量。 这种颇有些功利主义的号召，看似与以往讨论永恒真理的学问之道有些距离，但却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起码有三重深远含义：一是它提醒人们，命运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善的。在人们普遍臣服与自然、君主与上帝安排的生活时代，这种号召有着鼓舞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二是它告诉人们，知识是改善命运的重要途径，这是对知识主题的一种强调。此后，各类知识特别是人文科学与新兴的社会科学，将对现实生活予以更大关注，促进了众多学科门类的繁荣。以霍布斯与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学说、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说、以圣西门、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说，无不深深受到这种号召的影响。三是它又一次激发了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讨论。这是近代伦理学勃兴的强大推动力量。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具有目标，并不能将培根与此前诸多思想者与宗教家们的理想远景区分开来。正如培根所言，即令目标摆对了，如果选取的道路又是走不通的，结果依旧枉然。培根的做法是借助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从感官出发为人类的理解力开辟道路。用他的说法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7]17培根进一步对这种方法做了解释：“真正经验的方法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照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编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行至新的实验。”[7]60这就是培根的科学归纳法。 培根特别提出了人类理解力的四种误区，这就是著名的四假象说：分别是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与剧场的假象。族类的假象是普遍人性本身所自带的，即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人类的理解力正如一面凹凸镜，他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洞穴的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都各有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市场的假象是人们在交往和联系中形成的。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剧场的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 由此可见，培根对于认识论中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传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培根承认，正如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所言，确定性不容易获得。但那些主张与他所倡导的途径，在最初起步时，有一些一致之处，但二者在结局上却远远地分开了，并且是相互反对。“主张那种学说的人们只是简单断言，一切事物都是不可解的；而我固然也断言，若用现所通用的方法，则对自然中的事物确是不能了解多少。但是由此，他们却进至根本破除感官和理解力的权威；而我呢，则进而筹划供给它们以帮助。”[7]17 培根特别强调认识过程的循序渐进性，不允许理解力由特殊的东西跳到和飞到一些遥远的、接近最高普遍性的原理上，并把它们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而立足其上，复进而以它们为依据去证明和构成中级原理。他区分了三种原理：最低的原理、中级公理与最普遍的原理，认为唯有从低到高逐步推进，科学才能有好的希望。最低的原理与经验相差无几，最高的原理则又是概念性、抽象的、没有坚实性的。唯有中级公理却是真正的、坚实的和富有活力的，人们的事务和前程正是依靠它们，也只有由它们而上，到最后才能有那最普遍的原理。因此，理解力不可赋予翅膀，倒要系以重物，以免其跳跃和飞翔[7]81。 固然，培根的经验方法，还并不很完善，在其同胞约翰·洛克那里，这一方法得到更为系统的研究和表述。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需要用一个名字、一个人物作为首领、权威和鼻祖，来称呼一种作风，所以我们就用培根的名字来代表那种实验的哲学思考，这是当时的一般趋向。”[8] 培根所倡导的目标与方法，对于其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长久的影响。无论是英国式的伦理学倾向，法国式的社会学倾向，基本坚持了从简单事实出发进行归纳这一做法，并大致保持着对于最高原理的敬畏之心。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人维柯说，培根在学术领域中俨然像庞大帝国的政治领袖，“指明我们应该如何开拓新艺术和新科学，来增进我们已有的艺术和科学；我们应该如何耕耘我们现在已有的学科，使人类的智慧能够臻于完善。”[9]这种赞誉名副其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