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集体性尝试：成就与问题 培根曾将知识领域划分为神学、自然哲学与人文学科三个方面。正是在培根与牛顿等人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启蒙时代思想家群体开始了对于人文学科探索的集体性尝试。如果我们接受本文开头的界定，即历史哲学是对于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沉思与探索，那么这个时代思想家们各方面的著作，无论是隶属于神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抑或隶属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等，都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哲学的局部研究。事实上，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问世时，许多今日被划分为秩序井然的学科还并不存在。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无论是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的科学、道德科学、精神科学、社会科学，抑或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尽管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表达的是同样的关切，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都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沉思与探索。 如此一来，今日关于历史哲学的种种讨论，如果过于专注于维柯、赫尔德、孔多塞、孔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关于人类普遍原理的论述，显然是不够充分的。我们还应当将霍布斯的《利维坦》、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洛克的《政府论》、弗朗西斯·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等一大批著述同样纳入考察视野。这些著述，难道没有增进我们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吗？难道没有推动社会的改善吗？难道没有增加我们对于未来命运的预见性吗？在启蒙时代思想者们开辟的道路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更多学科如统计学、经济学、环境学、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也汇入到这个科学探索的洪流中。或许还应将对于人类群体命运的考察扩大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领域。这些领域内的沉思与探索，都应当成为历史哲学的智力资源。 然而，如果回溯启蒙时代这些人文科学的智力成就，我们会发现20世纪的许多指责也并非全然虚妄。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患上了一种被哈耶克称之为“唯科学主义”的通病。哈耶克说：“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它对自己的题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14]这种看法可以说触及到了启蒙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要害。具体来说，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认识到培根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二是没有认识牛顿经典力学的局限性。考虑到后者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先从后者说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牛顿被视为神一般的存在，经典力学被视为支配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原理，这种对于科学的片面性认识，使人们误以为最高的普遍性原理是容易获得的。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全然不是事实。人们现在知道，宇宙中有四种基本的力：万有引力、强核力、弱核力与电磁力。万有引力只是其中一种。即便是在对这四种力有很多了解的基础之上，科学家们还是没有能够建立可以统一解释的最高原理。即便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子，耗费数十年时间思考统一场理论，也并未解决这个问题。换而言之，牛顿力学的统一性，只是特定力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微观粒子世界，经典力学并不起作用，粒子是以概率的方式，而非确定性的方式存在。牛顿力学的普遍性，也只是局部范围的普遍性。综合以上二者，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经典力学也并不是宇宙的最高原理。那种激励人文社会科学的信念，是一种不成熟的信念。 其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原理的难以获得这一点，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有了某些认识，如哲学家大卫·休谟说：“如果这种不能解释终极原则的情形被认为是人学的一个缺陷，那我也可以大胆断言，这是这种科学与一切科学以及我们所从事的一切艺术的共有缺陷，不论它们是各个哲学学派所发展出来的，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工匠作坊所实践着的。它们全都不能超过经验之外，或者建立不以这个权威为基础的原则。”[15]休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方法论层面，尽管培根倡导的科学归纳法仍旧在广泛使用，但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正如牛顿力学存在条件性与局限性一样，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培根的方法，从认识论角度来说，是典型的科学还原论方法。这种方法认为，通过对于事物局部性认识的逐步累积，可以达到对于整体性的把握。用培根的话来说，即首先要认识初级原理，然后逐步认识中级原理，最终是认识最高原理。尽管培根对最高原理保持着高度审慎，但他对于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总体的认识过程是高度自信的。 圣西门的门徒们曾对于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过批评，指出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归纳需要假设作为先导，而这种假设是无穷的；二是归纳所考察的事实，始终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二者，科学归纳法始终是有限性归纳，对于认识整体性与连续性是不够充分的[16]。不得不说，圣西门主义者的看法是非常敏锐的。 20世纪，一种被称为突现论的理论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所谓突现论，强调事物的整体有着不同于部分的独特性质，因而难以通过无限细分的还原方法加以认识。举例来说，物理学中，水分子由2个氢原子与1个氧原子构成，但无数水分子的结合却可以有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液态、固态与气态，各种形态都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在社会学中，个体的思维与行动，要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与干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关于集体组织原理的系统性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科学。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成为挑战科学研究的艰巨课题。人们提出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混沌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使得人们对于诸如宇宙、生命、社会等复杂性巨系统的运行与变化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启蒙时代的确定性、统一性、普遍原理等科学观念无一不受到根本性挑战。当然，这些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并不是对培根与牛顿等人科学思想的完全否定，而是说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的一些认识，是不够充分的。 概而言之，培根与牛顿等人的科学工作，大大激励并推进了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探索与思考。尽管他们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但在方向与方法上，无疑是为历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可供持续讨论的基础，为未来开辟了道路。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哲学的拒斥，常常要么是出于对特定文本的不满，要么是出于对局部历史过程的纠缠，进而上升到对于历史趋势与原理的否认，尽管不乏深刻的洞见，但忽略了更多显而易见的现象。难道这数百年的历史潮流、这数百年的知识发展，不过是无数偶然性的结合？历史进程毕竟表现出某些可以辨识的趋向，如对个体权利的日渐重视，权利内涵的日益增大，人类从简单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知识与财富的积累，等等。回顾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在方向与方法上，并没有误入歧途。人们已经在各个具体学科中取得长足进步，但要将这些学科的进展整合为对于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性认识，依旧是一项有待努力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