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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萨克·牛顿：科学实践的一个典范 按照科学叙事的经典说法，牛顿是受到一个苹果落地的启发，进而归纳出统治万物的万有引力定律。其后的科学观测，证明了牛顿力学的确实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培根与洛克所倡导的经验性方法的可行性。但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天才发现，是科学史上一个令人难解的谜题。不过，牛顿定律向人们表明，培根所向往的原理或者规律，在这里有了确定性的表述。牛顿是培根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一个典范。 牛顿本人并未对人类社会的原理表现出足够的兴趣，但他的确是激励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榜样。伏尔泰说，整个欧洲的学术界都是牛顿的门徒，这一点并没有夸张。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榜样，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牛顿信徒。彼得·盖伊说：“启蒙运动的宣传家们是法国人，但其守护神和先驱是英国人。”[10]这是事实。伏尔泰自英国访问后写就的《哲学通信》中，对于培根、洛克、牛顿等人的学说与思想，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在一些批评者给伏尔泰等人起了一个嘲讽的称号“崇英狂”。伏尔泰愤然回应道，成百上千的人在大声疾呼，斥责崇英狂，倘若这些演说者想把像英国人那样研究、观察和思考的愿望说成一种犯罪，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巨人孔多塞说，人们终于第一次认识到了全宇宙的一条物理定律，而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来的那个人的光荣乃是独一无二的。他进一步评述道，“或许牛顿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做的事，要比发现了自然界的那条普遍的定律还更多；他教给了人们在物理学中要仅只承认那些精确计算的理论，而且还说明了它的数值、它的范围。”[11]154 我们知道，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雄心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这种科学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要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在《新科学》出版后，维柯曾经向牛顿寄出，以期获得这位科学巨人的认可。不过，他对于人类社会科学的确定性是持审慎态度的。因为在他看来，人类事务的主宰是机会与选择，这与人类本性密切关联，因而是不易确定的。 但孔多塞不同，他对于道德科学的确定性深信不疑。1782年1月，孔多塞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2月，在公开会议上发表入选演说。演说的主题之一，是将准确科学应用于一种新的科学，这种新科学的对象是人本身，其直接目的是人的幸福。孔多塞的目标是使社会科学——他称之为道德科学——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孔多塞从数学借用分析方法，向自己提出要研究迄今被置于科学领域之外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政治和社会现象[12]。针对可能的质疑，他反问道：“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缥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11]176 如果说孔多塞表达的更多是对道德科学的一种展望，圣西门则视其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现实。他直接宣称：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产生出来。出于对牛顿的狂热崇拜，他认为：“物理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一般理论，都可以建立在万有引力观念的基础上，万有引力是神用来支配和管理宇宙的规律。”[13]135他还用上帝显圣的口气说：“我已经把牛顿安置在我的身边，我委托他教育和指挥一切星球上的居民。”[13]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