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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学界曾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一个学科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套基本理论和方法。其实，从现在看来，大多数现代学科也并没有自己坚持标榜的特殊理论和方法。关于这一认识的提出背景和得失，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既然，我们所谓的历史考古学只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而并非一个学科或一个分支学科，那么，它不必刻意标榜一种理论和方法，反之，所有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都应该合理使用。 历史考古学首先属于考古学，那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就应该是它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前提和基础”并非是我们要去刻意标榜，而是以保证考古资料提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目的和宗旨的。比如说通过考古地层学判断相对年代，是从遗存的堆积形成出发提出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以及重复验证性，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阶段的基础方法，在某些综合研究中，也有其用武之地。再比如说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并以有效器类进行大量和综合梳理而形成的考古类型学，也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以往主要依靠这两种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协助提取遗存的信息。其中，许多方法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和验证，也在不断更新和进步。它们都是帮助我们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的基础。我们曾经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上讲过“考古学的‘守戒’和‘破界’”的问题，考古学的“守戒”就是要守住科学地提取田野资料的这个阵地，这是独属于考古学的阵地。 但是，到了综合研究的阶段，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这些材料、这些问题，就已经不是独属于考古学的了，而是各种历史学科的共同材料、共同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讲“破界”，就是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和成果，进行综合的历史研究。比如对器物类型的研究，除了对器物本身的时空关系和发展变化的把握外，还可以结合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人类活动背景，再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文献材料，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共同研究器物背后人的活动和历史的变化。 上面谈到，历史考古学进入综合研究的阶段，往往需要联系其他的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文献材料。有些学者批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较多地使用文献材料的方式，认为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属于两个系统，不能进行对应。这种观点，从哲学意义上讲，并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在中国考古学中，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中面对如此丰富的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且在不少问题上二者实际上就“对应”和“互动”起来了，研究者能视而不见吗？其实，考古材料有其生成过程，文献材料也有其生成过程，我们是要在驾驭这两个系统的前提下，进行综合考察，并不是去简单对应。新时代的历史考古研究应对二者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解，然后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结合中有一个“度”，这个“度”既有“限度”的意思，也有“程度”的意思，研究的高下往往就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我们所在的四川大学，从冯汉骥先生开始就十分强调这一点，而从张勋燎先生开始，就要跟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一门课，名字就叫“考古目录学”。主要是讲授与考古研究最为相关的一些历史文献、金石著作的成书、内容、流传、版本、注疏等知识，不仅要学会如何使用，还要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文献的掌握程度要求并不低于古代史的学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的结合，应该才是自然而然、左右逢源的，而不是生拉硬扯、捉襟见肘的。 历史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类学科的结合，现在也已经获得了较大的推动，有些学科甚至在思维层次冲击和影响到了历史考古学的发展。近些年来，最大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来自于美术史学科。美术史学科在其自身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将眼光投向了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的墓葬美术。由此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美术史学科的自身发展，这个我们这里不谈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西方和中国前沿的美术史学者，给中国考古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方法、视野、维度和实践，而这些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界的回应，产生了不少共同的话题。近来，中古史研究中强调的对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也有希望与历史考古学形成有益的互动。这些都是可喜的发展，然而，目前更多的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引起考古学科的反思、共鸣或回应，我们更加期待考古学的研究能在基础资料以外对其他学科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历史考古学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上面谈到的都是方法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理论的方面。其实，以往不少人认为的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仍然处于方法的层面。例如，均变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地层学，是一种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理路上发展出来的类型学，也还是一种方法。中国考古学中曾经在史前考古阶段提出过一些理论贡献，如张光直先生的“断裂式”和“连续式”和苏秉琦先生关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文明起源理论。理论是在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解释性的认识体系，因而很具有吸引力，有些学术传统中甚至将之作为学术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当然，对于考古学这样的“实学”而言，我们认为并不是必要的标准。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古人也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考古学归根结底是求“信”的，不是求“美”的。当然，如果能在充分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再能提出一些理论，既信且美，成一家之言，我们是最为欢迎、最为期待的。然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而言，它的实学性特别强，既有种类丰富的考古材料，又有纷繁芜杂的文献材料，还有各学科已经取得的各个方面的大量认识。如果确能做到圆融无碍，不妨构建一个精妙的华严世界；如果力所不逮，也不必削足适履。但是，即便是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冲击下，历史学科中认识的系统性仍然是我们努力追求和由衷敬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