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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考古学的几点展望 对于历史考古学未来的展望，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我们不想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展望它无限的未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未来必定是由大家的努力共同创造的。其实，本文集收录的全部是该领域内青年学者的论文，他们大多数还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而且我们在征集稿件时并没有作任何指示性的规定，它们体现的完全是这些学者自由的选题和自主的取向。因此，该文集实际上本身就体现了历史考古学未来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我们这里便只需做客观的总结了。 第一，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方法上将更加多元和深入。文集中收录的所有文章，绝大多数都没有单一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如类型学的研究，也是将其作为梳理基础材料，并在其上提出问题的手段，重点还要结合其他材料来讨论历史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是与历史考古研究的取向从归纳向阐释转变这一大潮流有关的。类型学是一种归纳法，适用于对大量原始材料的处理，以建立基础的时空框架。但在这一时空框架已经总体上建立的今天，不少关注点将转向对材料自身的问题和其引发的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的方面，这种探讨往往是阐释性的，要阐释它的动因和背景。这就需要方法和结论上更加的多元化。 第二，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将不再是考古学者独有的领地，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学者将参与到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中，一方面为考古学带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反过去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考古学将与其他历史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破界”。复旦大学马孟龙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首都师范大学田天的《西汉中晚期遣策的变迁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磊的《秦代的国门规划》，都是历史学者参与考古学研究的体现。其中有的是在历史学熟悉的领域，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的则已深入原来的“考古领地”而结合自身的背景进行历史解读。比如田天的论文，就是从汉代遣册形制和内容的变化，去考察它在丧葬礼俗中的意义的转变，进而对汉代丧葬仪式的问题作出一个方面的观察。 第三，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与历史学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考古研究除了要探讨遗存本身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问题外，更多地还要从遗存的这些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出发，去探讨相关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问题。厦门大学张闻捷的《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考》一文，就是从马王堆帛画中有关祭奠的图像，去讨论战国秦汉祭祀礼制中的一个方面。中央美术学院耿朔的《从双室到单室：魏晋墓葬形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文，就不是仅仅讨论魏晋墓葬形制转变的现象，而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当时的世势、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以及社会的心理。这些研究虽然都从考古材料出发，但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这一取向恐怕将成为将来历史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历史文献材料的使用来看，这是本文集中所有论文的共性，都表现出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来共同讨论问题的旨趣，而且越往后段走，这一趋势越为明显，且多成系统地与文献材料进行结合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刘未的《昭穆贯鱼：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首都师范大学袁泉的《蒙元墓葬场景营造与空间功能刍议》两篇文章中，就较为系统地结合了《地理新书》及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家礼类等文献材料，对宋元时期墓葬中的堪舆实践及所反映的祭祀礼仪、世俗愿景等面貌进行了考察。 第四，墓葬图像的研究，以往虽也有较多关注，但大多还是处于分类、名物考定、内容解读等基础研究层面。由于与美术史研究的结合，将来的历史考古学中，图像研究将大有可为。图像研究也将从基础研究层面，深入到研究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世界的领域，也将去研究当时人对图像的制作和理解、知识与技术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等等崭新的领域。由于现代史学强调研究一般人的思想、知识和信仰，而考古所见的大量图像材料恰恰最能反映这一方面。上述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这一趋势。如山东大学朱磊的《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便是在这一方面进行的探索。也反映出图像的研究不仅打破了传统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铜镜等等分类，而且扩展到其他一些器物中。 第五，宗教遗存的研究从来都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四川大学董华锋的《试论北魏陇东大型佛教洞窟营建的背景》一文，从陇东北魏大型石窟出发，考察了这些石窟营建背后的势力，对北魏陇东地区后族、宦官、地方大族的结合进行了探讨。上海博物馆师若予的《南朝佛教造像碑WSZ50下方伎乐研究——兼谈<上云乐>与<文康乐>的关系》一文，也是从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碑的伎乐图像讨论当时佛教的传播及其与本土传统信仰的关系，并涉及到古代音乐史的一些问题。依然表现出上述将考古研究结合于历史研究之中的趋势。 第六，对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不但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也随着新时代学者语言能力、对外交流的加强而逐渐深化。西北大学任萌的《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便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后对一些问题的新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将农耕和游牧文化进行简单对立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的《从考古材料看西域早期骆驼的扩散》，是在大量掌握中外相关材料基础上作出的系统梳理。吉林大学赵俊杰的《朝鲜平壤新发现的两座高句丽时期壁画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则直接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材料和问题的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新时代历史考古学者广阔的视野。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索德浩的《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和四川大学李帅的《明代涉藏文物识读二则》，则是对古代少数民族遗存的考察，而他们的研究都是从文物考古材料出发，联系历史文献材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去探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问题。 总结起来，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反映出的研究取向和趋势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问题和方法的多元化，广泛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视角提出和讨论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向历史学的“回归”，即从考古材料出发，联系文献材料与其他相关材料，最终提出和讨论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从这本文集中间强烈感受到的信息。 当然，一次小规模的论坛和一本文集并不能反映历史考古学发展的全部方面，必然还有很多的空缺。比如城市、城镇的考古学研究，应该与墓葬、宗教遗存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本文集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的《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一篇文章属于这一范畴。城市、城镇考古一方面由于田野实践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繁重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的古今重叠城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城市、城镇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我们相信，在基础研究进一步夯实之后，历史考古学者们一定能在此基础上对古代人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大量的讨论。 正因为一次论坛和一本文集的容量十分有限，我们还在继续开展“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的系列活动，希望进一步加强历史考古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交流，形成和倡导一种良好的学风，也希望在上述历史考古学的新时代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我们期待更多的同道朋友们参与进来，也对我们提出的上述私见进行批评、讨论，以促进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是为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