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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服可待成追忆 浓妆淡抹总相宜 服装款式方面，自从两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磨就那一枚骨针，我们的先民便奠定了一种服饰结构模式，即与印度的裹缠型、古希腊的披挂型鼎立的缝合型结构。具体到款式或许千枝万朵百花齐放，而归纳为结构模式则可一以贯之。 着装看似感性，虽为生命个体呈现，但却是极具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依存。自《周易》以降，孔孟老庄墨韩乃至李渔、曹庭栋、康有为、张爱玲等，都对“服装为什么”这一命题作了深入地思辨。使得中华服饰因厚重的意蕴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衣冠古国“庭院深深深几许”，不止显现为材质的精美、色彩的富丽、图纹的幽深与款式的别致。我曾论魏晋风度服饰三境界，现觉得可以扩而展之，或可成为人类着装的普世模式。它着意呈现的就是人的自觉与衣的自觉。 其一曰严装。魏晋时代的严装是人体美饰，涂脂抹粉，华衣美服，以上流社会的男子为主形成了热衷自身修容美饰的新潮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热衷与讲求，是从美化人体自身、从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这是对先秦服饰伦理格局的反叛与发展。而且，不止周秦以来的冠冕是严装，在六朝的普通女子刘兰芝这里，“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是严装；在春游曲江的盛唐丽人来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荷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际稳称身”就更是严装了。 其二曰粗服乱头。狭义的粗服乱头指魏晋风度中的散首披发祼袒蹲夷行为。而广义则涵盖所有的浪漫服饰反叛运动。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嵇康于众目睽睽之中室内坦然裸态装身；刘伶不但解衣而饮，反而以屋室为衣裤的谬说与客人抗辩；边文礼可以随意地颠倒衣裳去见新到的官员；谢遏竟能光着脚板不穿外衣来迎接权高位尊的宰相……在这里，洒脱，豁达，飘逸，衣服破旧宽大，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都成为名士风度而为人们欣赏不已。在这里，既不是符合世俗礼法之美，也不是前一阶段所推崇的容貌之美，而是超尘脱俗的仪态得到褒扬。 其三曰淡装。代表人物是陶渊明。就服饰本身的波动轨迹而言，从严妆到粗服乱头再到淡妆，恰是一个完整的摆荡过程。陶渊明辞官为民，重视人格构建，可谓淡远深挚。脱掉冠冕着素装，他的服饰自然平朴，一如他淡远亲切的诗句。同样是突出了人的欣赏，但这里没有何晏曹植们的雕琢气、炫耀感，也没有阮籍嵇康们的激烈性和刺激感，他更自在，服饰的平淡如同他的隐身山林，既在不随流俗中展示了人格的高昂，却又那么自然随意，平和谦冲。如其诗文所述，他不在乎“礼服遂悠”，隐居田园便觉自在安然，“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就很有“被褐欣自得”的舒贴与慰安；来了朋友，衣冠不整自可以急急去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归隐衣着素淡粗陋一些，而死后是否着装也无足要紧：“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意”。 显然，在陶渊明这里，衣装佩饰可精可粗，可多可少，可讲究可随意，重要的是着装生命主体的高扬，是内在情感的舒徐自在，是在可观可行、可居可游的理想境地里悦耳悦目乃至悦神悦智的心理感受，这自是服饰境界的闲适自在与淡泊平和，这更是启人蒙昧，耐人寻味的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可以说，陶渊明的看似不起眼的服饰境界为魏晋风度做了总结，划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句号。其实，人类的淡装恰是服饰潮流的主体，陶渊明如此，唐宋元明清直到今，乃至异域古今中外的服饰现象，难道没有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点吗？ （作者：张志春，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服饰文化》一书的作者）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服饰文化》（第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