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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清理了一件《清光绪二十四年唐陈氏丧夫别嫁谷纯麒名下为妻杜后无累文约》，长41.5 厘米，宽35 厘米，共18 行，235 字，纸质粗糙泛黄且有折痕，现将内容释读如下： 甘立承认再醮杜后无累文约人唐陈氏情因夫殁数载，膝下乏嗣，兼之世道不美且日食无度，耐难/素守，是以再三请凭族戚商议，自行央媒叠请不就，迄今请得谷洪兴从中说合为媒，另/行甘愿出嫁与谷纯麒名下为妻，即日凭证面议化氏夫灵铜钱四串，正水礼各套，眼同人证给楚去讫/但谷姓所虑氏族内族外及外氏人等日后妄索，是以预立字样，自认之后，氏只有随身衣物并无别/故至氏夫所受之业，悉行付侄领楚永远管业，醮后如有族戚藉故等情，一概有侄唐思文挺身承认/不得异言推卸。此系二家心甘意悦，并非押逼哐哄，今恐人心不古，特立承认再醮杜后无累一纸，付与谷姓为据。（签押） 见证 唐万和 邹崇善 成万全 陈正喜 陈正兴 陈正发谷聘三 谷吉太 陈锦堂 欧鹿苹 代笔 同在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甘立承认再醮文约人唐陈氏（签押） 文约，即文书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条款，多涉及买卖、抵押、借贷、租赁、委托、承揽等事项，用以保障双方利益。现存最早的文约可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的居延汉简，它的发掘让我们得知汉代契约的原貌，并可以将其对照文献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此后在新疆、敦煌、安徽等地也相继发掘或收集到自魏晋到宋元时期的文约。明清至民国时期，文约数量巨大，其内容所反映的问题也较多，除了财产关系之外，也涉及家庭和婚姻关系。 “醮”本意为古人婚嫁时举行的酌酒祭神的仪式，后用“再醮”逐渐演变为专指妇女再婚，称为“醮妇”。“水礼”相对于贵重礼物而言，特指酒食之类的普通食物。文约内容显示，唐陈氏丧夫多年且没有子女，面对艰难的世道无以度日，自愿再三央求族人亲戚请媒人说合，改嫁谷纯麒为妻。在出嫁之前，先备置酒食焚烧纸钱祭拜亡夫，再将亡夫产业悉数交于夫侄管理，自己只带走随身衣物。改嫁以后唐、陈两家如有争端，自有侄儿唐思文承担，与谷姓无关。为避免纠纷杜绝后患，在众多证人的见证下订立字据。 中国古代妇女的节烈观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儒家提倡妇女不二嫁，孔子更是主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观念贯穿了男权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约束禁锢妇女的枷锁。宋元以降，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对女子节烈观的提倡更为严苛，甚至与男子的忠君相提并论，“忠君不侍二主，烈女不更二夫”。很多家训也明确表示妇女应该依从遵循节烈观，如王相母《女范捷录》载：“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上层社会里，作为道德表率的皇室和官僚阶层，不娶醮妇是维护礼教伦常的应尽义务。官员们也都以身作则，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娶醮妇是“忘廉耻”的事，他们深知家庭关系若不能清正，也很难被相信为官刚正，虽然律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官场里是绝对心知肚明的禁区。明清对官员之妻册封的条款里，也明确指出醮妇不得受封，《清律》：“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妇女再醮在社会中上层阶级里受到很大抵斥，失去婚姻的女性承受着巨大的伦理压力。 但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醮妇，面临的除了名节压力外，更多的是严重的生存压力。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辛苦耕作是劳动人民获取温饱的唯一途径。醮妇们在失去家庭支柱之后，既要从事生产，又要操持家务侍奉翁姑，且和青壮年男子相比，女性在体力上的劣势不言而喻，如遇天灾苛税，生活便无以为继。到了清中晚期，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其生存状态更是雪上加霜，“闾阎刺刺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文约中“世道不美且日食无度，耐难素守”，是这一时期贫苦醮妇不堪生活压力的真实写照，再婚是她们的迫切需求和生存保障。加上清晚期男女比例失调，妇女资源相对稀缺，贫民因无力娶妻转而求娶醮妇的情况较为常见，所以“’从一而终’并没有成为部分中下层妇女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与官府和理学家们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不仅反映了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错位，也映射了现实生活中妇女自身的诉求和主观能动性。政策性的规定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力量，清代中后期，在社会中下层家庭里，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孀妇再嫁的头绪也较为纷杂，一般会牵涉到娘家、前夫家和新夫三个不同家庭，特别是与前夫家族关系的处理，往往成为最关键和慎重的事情。再嫁之前，醮妇通常会确认并了结与前夫家族的经济或其他纠纷，避免干涉到新夫家庭。文约中“自认之后，氏只有随身衣物并无别/故至氏夫所受之业，悉行付侄领楚永远管业，醮后如有族戚藉故等情，一概有侄唐思文挺身承认/不得异言推卸”即可佐证。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９日７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