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玫瑰战争期间，在封建效忠原则不断弱化之“传导”效应的熏陶下，大贵族更是运用私家军队对王权进行有力挑战，有人就强调，随着玫瑰战争的推进，拥有私家军队的贵族对君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34)其实，这种威胁是公开与巨大的，而且早在玫瑰战争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1452年2月27日，欲图不轨的约克公爵曾在泰晤士河北岸率军与南岸的王家军队对峙，组建三个战团，并由7艘船提供后勤给养。据估计，双方的军队共有大约两万人，不过由于不少贵族效忠国王，约克的军队数量可能要少些(35)。只因其他大贵族调停，才避免了一场血战。在1460年年底西约克郡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战役中，约克公爵使用的私家军队达到五千人。(36) 借助强大势力卷入国家政治，垄断朝政，是这一时期王国“超级臣属”崛起的另一表征。在王权软弱的时期，他们不仅垄断议会及其立法，抨击王权之“苛政”，弹劾效忠国王的官员，甚至借助议会平台为其阴谋篡权披上合法外衣。而将权威延伸至议会下议院，力图让下议院成为其效劳的政治机构，尤其值得注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通过干预地方等级代表的选举，将自己的私家臣仆塞进议会下议院，以此既控制地方郡政，又制约下议院活动，收到“一石双鸟”之政治效果。这一情况在14世纪初就开始萌发，在爱德华三世末期时越演越烈。在1376年“好议会”中，无所顾忌的下议院发言人彼得·德·拉·马莱(Peter de la Mare)堪称典型。此人在1374年曾任赫里福德郡守，也兼任边地伯爵埃德蒙·莫尔提默(Edmund Mortimer)的内府管家。正是依仗该伯爵的操控，他才被“选”为赫里福德郡的骑士代表进入下议院。理查德二世即位后，摄政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更是公开干预议会地方等级代表的选举。1377年议会召开前，由于冈特的公开搅局，至少有90名骑士经过了两轮选举。这一时期共召开了25次议会，冈特均以“王室管家”(Steward)身份来主持。在1386至1397年间的历次议会中，属于冈特随扈的下议院议员平均每届有12名，多时达到17名(37)，其中有9名男爵。例如，内尔·德·雷比(Neville de Raby)在1397-1399年间每年从冈特处领取500马克年金，先后7次以雷比男爵的身份出席议会。伯尔顿的理查德·斯洛普(Richard le Scrope of Bolton)在1367-1399年间，每年从冈特处领取40英镑年金，以伯尔顿男爵的身份出席了所有25次议会(38)。此外，威尔特郡的托马斯·亨格福德爵士(Sir Thomas Hungerford of Wiltshire)也十分典型。作为冈特内府的随扈，从1372年到1393年，他不仅担任过内府管家、总管，还负责监管冈特在威尔士和南部诸郡的地产，每年获得100马克的酬金。正是在冈特的扶持下，他在1377年进入议会，并当选为议会下议院议长(39)。此后，他多次出席并主持下议院。在冈特的随扈中，还有一名叫约翰·哈康(John Hacon)的人被作为城市市民代表选进议会。此人是一位船长，自1383年开始，被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的市民选中参与了6次议会。而他一直追随冈特，每年领取10英镑年金(40)。这一情况，在1387至1388年“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上也可以看出。其时，5位大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上诉人”(Lords Appellant)正是通过他们被选进下议院的随扈控制议会程序的，尽管在259名下议院议员中他们才有34人，但却善于出头露面，拉帮结派，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他们分属于沃威克伯爵、格罗彻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41)。 从15世纪初期开始，大贵族通过管家或代理人干预乃至操控选举的现象，更是在德汶、威斯特莫兰德、沃彻斯特、诺森伯兰德伯爵领等诸多地区盛行。为了遏制这一态势，王权通过下议院颁发令状，要求各地要在选举令的回执上注明出席选举场合的大贵族及其随扈名单，并将回执直接送达中书省以备查。对这类回执的最新研究，显示了大贵族及随扈临场干预选举的严重性。在1377至1422年间的德汶郡，尽管选举看来与地方乡绅的意愿并不相悖，相关的回执上都有选举经过整个郡法庭的“建议”、“同意”之类的套语，至少有42名被选上的下议院议员与德汶伯爵的关系密切，而且其中至少有4名是伯爵的亲属(42)。而在沃威克郡、苏福克郡，这类名单虽未见于回执，但大贵族的代表、亲友是作为所谓的“证人”或竞选者参与的。此外，一些地区的大贵族对郡骑士代表的选举，直接实施权威干预。在威斯特莫兰德，郡守职位由大领主克里福德(Clifford)世袭，他有权提名自己的随扈为候选人参与选举。在沃彻斯特郡，郡守一职则由沃彻斯特伯爵无条件领有，其所提名的代理郡守直接操控选举，被选上者大都有该伯爵资助的背景。在1404至1421年间该郡的28名骑士代表中，至少有14名与该伯爵关系密切(43)。亨利五世即位之初，阿伦德尔伯爵理查德·菲兹·阿兰被任命为财政署国库长，在此时的第一届议会中至少有其11名随扈充任下议院议员。事实上，截至1415年他去世前，他的随扈几乎垄断了施罗普郡所有下议院代表的席位(44)。有史家通过对中世纪3173名下议院议员生平分析，发现其中约456名属于贵族的追随者，占议员总数的14％。而在这些人中，有125名与“议会贵族”关系甚密，14名则是“议会贵族”之子。(45)这一比例虽然不高，但这些大贵族的随扈进入下议院后，常常与其作为上议院“议会贵族”的主子密切勾连，相互呼应，影响议会的讨论与决策。其中的一些人还借助于主人的权势被选为下议院议长。例如，威廉·伯利(William Burley)1428年2月首次被选任此职，而两年前，他就一直为格罗彻斯特公爵效劳，被公爵私家任命为其在柴郡和北威尔士的司法代表。1437年后，伯利又转而投靠约克公爵，作为其“领主会议”成员每年领取20马克的年金(46)。威廉·奥德霍尔(William Oldhall)，本是约克公爵内府的财政主管与公爵“领主会议”的要员。1450年9月，曾经参与了公爵对王室的谋反活动，是“约克派”的骨干之一。是年11月，在公爵的扶持下，奥德霍尔作为赫特福德郡的骑士代表被选进议会，进而被选为下议院议长。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下议院立马改变以往支持王权的立场，对“王党”产生敌意，转而对约克公爵示好。(47) 通过对议会地方等级代表以及对下议院议长选举的干预、操控，大贵族在加强地方私家权威的同时，加紧了对国家公权的渗透乃至垄断。诸多与“超级臣属”有着千丝万缕之主从关系的私家随扈进入议会，使得下议院中的这类议员在某些时段和场合与其上议院的“议会贵族”主子互为唱和，谋取私利，限制王权，此即史家形象比喻的那样，“狮子和狼能实现相当和谐程度的共同行动”(48)。更为严重的是，这类互为串通、步调一致的政治行动，甚至进一步激发“超级臣属”借助议会这个平台实现夺取王位的勃勃野心。 上述粗略的勾勒显示，在“变态封建主义”盛行的过程中，区域性大贵族——“超级臣属”的日益崛起，对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的历史走向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乡绅和市民阶层兴起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但王权与“超级臣属”的关系始终制约着王国政治的演进与发展。在其政治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双方的相互争夺与冲突更为频繁和激烈，以至于有人认为，“君权与贵族的冲突，构成了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主题”(49)。而持续三十年的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正是这一冲突的必然结果。由是观之，如何结合王权与大贵族之间的合作与纷争来解读“法律”与王权、议会与王权的关系，应该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