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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釜遂地区最早出现农业起源，是有其历史必然因素的。在旧石器时期晚期，距今2万年前后，涞水晚期智人和山顶洞人遗址中都发现了骨针，不仅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先民磨制、钻孔纯熟的制作技术，也表明了他们已经用兽皮缝制衣服御寒了。南庄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骨针，但出土的骨锥残长达24厘米，至今仍然非常锐利，这也是缝制皮衣所必须的工具。这一地区先民的这一进步，使他们陆续走出山洞，走出燕山、太行山，来到古黄河与燕山、太行山麓之间的台地上谋生。这里是由古黄河、海河水系洪积、冲积而成，海拔在五十米以下，成扇面形向渤海湾倾斜，排水条件好，地下水资源丰富，河网密度大，洼淀分布多。这与南庄头遗址呈现的古地貌是相吻合的，南庄头遗址处于坡形湖岸上，属湖相地层，地层剖面证明该遗址远古临近沼泽、湖泊。由于该地区为洪积、冲积平原，属于次生性土壤，主要成分是有多种矿物成分的沙土和蚌壳、植物腐殖质，非常肥沃。土壤结构松散，透水性好，利于原始掘土农具翻耕，以上条件使这里的农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方。 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一个巨大成功。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釜遂地区是中国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与三模式》中说：“燕山南北地区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所以较早，与这一地区的沙质土壤易于开发有很大关系，即是《禹贡》上所说的冀州‘厥土曰白壤’，不论红山文化还是赵宝沟文化，都大量使用一种适应沙壤开垦的大型石犁（或叫石耜）。这种桂叶形大石器只能用来开垦疏松的沙壤，开垦中原地区的那种较坚硬的黄土不行，开垦南方的红壤更不行，在南方我们所见到的农垦工具是类似现代的十字镐那种工具。北方的沙壤易开垦，所以社会发展较快、较早。”釜遂地区也正是如此，距南庄头不到二十公里的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早期文化，与燕山南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冀南的磁山文化时代相当。第二期遗存的年代距今7000——6500年，稍早于仰韶文化。在该遗址祭祀场出土了大量的砍伐林木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的石铲。石铲为长条形，两端有圆弧刃，可能是直接用手握着松土的，一端的刃钝了再换另一端使用。有的石铲一端刃宽，一端刃窄，可能用于不同的用途。石斧、石铲出土的数量多，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在农业上已经懂得并普遍实行翻土，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已进入了锄（耜）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田野的垦辟比以前扩大了。特别是在祭祀场出土的石器中，发现一件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的大型石耜，长46厘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石耜，显然它不是一件实用的石耜。而且从它的造型和河姆渡二次发掘发现的木耜相比较，木耜残长20.3厘米，有三角形捉手，耜体残宽6厘米，厚1厘米，形制类似后世除草培土用的小铲。而北福地出土的石耜是由耜向犁过渡的形制，刃部由铲形变成了尖圆形，正像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桂叶形”，适于耕地翻土。把这样一件大型石耜（石犂）作为祭祀偶像，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早期，釜遂地区就先于其他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锄耕和犁耕农业同时并存的情况，体现了当地先民对犁耕农业的向往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祈盼。犁耕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在锄耕的基础上推行，如果土地没有经过锄耕开垦成熟地，根茬的妨碍不可能实施犁耕的；二是需要人们具有一定的力学和机械知识才能发明犁耕。大型石耜在北福地遗址的出现，说明南庄头人进化到北福地人，他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也都走在了同时期的前列。 从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由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南庄头人类文化遗址（距今10500——9700年），中经北福地遗址（距今8000——6500年），至徐水文村仰韶文化早期遗址，金家坟仰韶文化遗址，遂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商时期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再到瀑河雪山一期文化遗址，正如科技史考古专家原思训先生所言“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中间没有缺环”。考古文化没有缺环，是由于这一带的居民生活没有大的间断。说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釜遂地区由于原始农业起源早，而且领先发展，带动了饲养业、建筑、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形成和发展，并促进了史前科学、医学、天文等知识萌芽，营造了稳定发展、传承有序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饥馑、疫病和人口流亡。这种情况绵延几千年，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督亢”之所以成为天下闻名的膏腴之地，其前提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