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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如果以往是以中行、狂者、狷者、乡愿为排序，那么经笔者分疏之后，这个顺序也可以改为：狂者、狷者、中行、乡愿。 20年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曾经提出：“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于今思之，中国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这些价值论理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 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论理都在“六经”。《乐》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是为“五经”。但直到清代，学者们习惯上仍然称为“六经”。 “六经”经过孔子删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原初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最高结晶。所谓学有本末，就中国学问的次第而言，六经就是本；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中国学问的源流来说，“六经”就是初。上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哲学家熊十力也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这些大判断，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反而愈见其见解独到。 我近年从“六经”的文本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孝经》里面，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包括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共六组价值论理。这些价值论理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价值。 上述价值论理，我分别写有专论。论敬的《敬义论》，3万字，发表于2016年的《北京大学学报》。《论和同》，2万字，发表在《文史哲》去年第2期。论诚信的《立诚篇》，1万3千字，发表在《中国文化报》。《论知耻》，2万字，将于近期刊出。 其实还有狂狷，也是中国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我认为，在春秋时期，孔子的这一思想，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义。本来孔子在人的质性品格的取向上，主张以中道为期许、以中庸为常行、以中立为强矫、以中行为至道。但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并不行于时。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的《中庸》，频繁引录孔子的原话，一则曰：中庸是很高的思想境界，一般的人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也难于持久（“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二则曰：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聪明，可是如果选择中庸作为人生的信条，大约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所以孔子非常失望地承认：“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尽管如此，孔子仍然不愿放弃中庸理念所包含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认为“依乎中庸”，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即使“遁世不见知”，也不应后悔。 然则，什么样的人，有可能达至中庸的品格呢？孔子说：“唯圣者能之。”这样一来，无形中提高了能够躬行中庸之道的人群的层级，不仅社会上的普通人，甚至道德修为可圈可点的“君子”，也难以达到此一境界。孔子失望之余的一线期许是，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依乎中庸”。问题是，盘查春秋时期各国的实况和“士”阶层的状况，能看到几个可以称得上“圣人”的人呢！连孔子自己不是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吗？（《论语·述而》）而且，有一次他感慨至深地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同前）这等于说，在孔子的眼里，现实中并没有“圣人”，能够见到“君子”，已经很不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