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果，如此美妙的中庸之道，在人间世，竟成为没有人能够践履的期许。我们的孔子，终于明白了这个矛盾重重的问题，为何不能最终显现出解套的光亮。他不得已只好愤愤地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孔子是说，治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实现“治平”并非没有可能；高官厚禄的诱惑尽管大得不得了，也可以做到不为所动，坚辞不就；刀刃虽然锋利，必要时也还有人敢于在上面踏行；只有守持中庸，却无论如何没有谁能够做到。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打破原来宗旨的新的人的质性建构方案：“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中庸不能实现，中行不得而遇，只好寄望于“狂狷”。狂者是一种精神，狷者是一种气度。“狂者”精神的特点，是勇于进取，行为比一般人超前；“狷者”气度的特点，是守住自己，不随大流，不人云亦云。“狂者”和“狷者”的共同特征，是独行自立，富于创造精神。 我通过对狂狷在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呈现状况所作的梳理发现，凡是“狂者精神”和“狷者气度”得以张扬发抒的历史时刻，大都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力喷涌、人才辈出、艺术与人文的精神成果集中结晶的时代。而一旦“狂者”敛声，“狷者”避席，社会将陷于沉闷，士失其精彩，知识人和文化人的创造力因受到束缚而不得发挥。 我想，这也许就是西方思想家何以要把狂癫和天才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希腊的圣哲柏拉图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亚里士多德也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是对这种现象作了专门研究，详析古往今来，各种天才与疯癫的案例，最后得出结论：“天才”无一例外都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同时就带有些轻微的疯狂性”。他援引伯朴的话说：“大智与疯癫，诚如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分。”并且补充道：“这样看起来，好象是人的智力每一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66） 是的，天才的思维特点，恰恰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反常”。“反常”和反“中庸”，可以作语义互释。因为复按各家义疏，大都认同“庸者，常也”的诠解。 不过，孔子的寄望“狂狷”，实带有不得已的性质。孟子对此看得很清楚，当一次面对万章的提问：“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这是指孔子在陈之时，一次发为感叹：“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些年轻同道，虽然狂简，但很有文采，过当之处，多加‘裁之’就是了。”（《论语·公冶长》）孟子针对万章之问，回答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可见，“狂狷”在孔子心目中，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也可以说是被困境“逼”出来的思想。然而人类在学理上的发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逼”而获得突破。 孔子把人的质性品相，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个阶次。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即正义与德行的败坏者和虐害者。“乡愿”的特征，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总之是“阉然媚于世也者”（《孟子·尽心下》），这是孟子的话。以现实来参照，“乡愿”显然是小人的性体属性，君子则反“乡愿”。孔子所以深恶乡愿，在于乡愿具有“似是而非”的诡异之貌。正如孟子引孔子的话所说：“恶似而非者”，“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 可见“乡愿”之立义，其乔装伪似、阉然“乱德”之罪也大矣。难怪孔子不仅蔑称乡愿为“德之贼”，而且取譬为说：“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将乡愿与偷偷摸摸穿墙越货的盗贼为比，可见圣人之恶乡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则“乡愿”所“似”者为何耶？在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中，乡愿与哪一取向最为相似呢？很不幸，与乡愿最相似的，竟是孔子最为期许却又无法践履的“中行”。事实证明，“乡愿”和“中行”极有可能发生“不正常”关系。不是由于有什么隐衷，而是乡愿的质性品相“貌似中行”。而“乡愿”和“中行”，在对待“狂者”、“狷者”的态度上，不可避免地会结成联盟。此正如《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所说：“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文史通义·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