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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如果以往是以中行、狂者、狷者、乡愿为排序，那么经笔者分疏之后，这个顺序也可以改为：狂者、狷者、中行、乡愿。 “狂者”和“狷者”，对思想革新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犹如大地之于翱翔天空的雄鹰，大海之于涛头的弄潮儿，绝非其他选项所能比拟。人类文化人格的精彩，其要义就在于不“媚于世”。中国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媚于世”，就是通常所说的“曲学阿世”，乃是学问人生的大忌、大桎梏也。 历史的哲学命题原来是这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狂者精神和狷者气度成了稀罕物，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机制，将大大削弱。但狂者和狷者如果完全置中行之道于不顾，也会失去方向。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中，哪一项质性，最有资格充当对狂狷进行“裁之”的大法官呢？是为中道。 正是在此一意义层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为节制狂狷的垂范圣道。它可以发出天籁之音，警示在陷阱边冥行的人们，左右都有悬崖，前行莫陷渠沟。太史公岂不云乎：“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实，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参可悟而不可躬行的绝对。然而，中行如果没有狂者的风起云涌和狷者的特立独行，作为比照和激励，更容易与乡愿同流合污于不知不觉中。 我论证孔子为何寄望狂狷，还原狂狷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创新机制，所可能起的特殊作用，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中庸、中道、中行，作为圣道的至高无外的哲学义涵。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世界儒学大会上的主旨讲演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