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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他们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说明，围绕记忆本身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 1980年代至今，每隔十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内有关二战期间中国救援欧洲来华避难犹太难民的历史，都会成为纪念活动的主题之一，由此让这一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铭刻在世人心中。 当然，由于个体经历、研究视角、史料挖掘、记忆错漏等因素，有时也会引起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兹举例如下。 例如，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人数问题。有不少人，包括部分犹太难民认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总人数只有14000到16000人，甚至个别别有用心者认为中国有意夸大数字。为此，我们从1937年到1944年的《以色列信使报》中查找当时的历史记录，发现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颁布限制令时，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其中，许多人凭借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欧洲犹太难民依然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就达23310人。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国、法国宣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但仍有一些此前离开欧洲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当在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这一数字与世界权威犹太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基本一致。至于为何有些人认为是14000到16000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有关上海难民一书的影响。但克莱斯勒在书中提到的只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隔离区后，被强迫赶入隔离区的难民数量，而事实上，由于顽强抵抗，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迁入。 最近，随着我们与上海虹口区档案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开展档案中的难民研究，犹太难民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他们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抵达意大利，一部分人凭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签证，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上海。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经停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途径孟买、香港抵达上海。此外，也有人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再经停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直达上海。整个旅程平均耗时约1个月。当然，有些从德国汉堡包船出发的难民，往往因支付不起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而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那就需要整整10周时间。1940年6月海路被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只能改走陆路，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前往上海。他们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不少人获得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杉原千亩和伪满洲国驻德国总领事王替夫发放的过境签证。 还有些人质疑，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靠中国人的拯救。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应该说，当时上海市民在“一·二八”抗战后，许多人自己也成了难民，确实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支持。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居民持排拒态度，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对于这点，犹太难民心知肚明，充满感恩，他们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