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封禅纪功碑的叙事结构及其与编纂文献的差异 围绕封禅的刻石纪功具有宣告灭亡敌国的事实并宣示国家声威的意义，也是对帝王功勋的记录和颂扬；既是向天地神灵的报功和伸张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同时也是面向百姓的警示宣传。不同类型的纪功刻石在文本结构上基本相同。 据美国学者柯马丁(Martin Kern)的研究，秦始皇刻石与《诗经》中的祭祀颂诗和秦国宗庙祭祀的铜器铭文有着高度的因袭性⑤，而美国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则将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结构描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模式，第一部分是讲述历代业绩的理想化的历史叙事(过去)，第二部分是献词陈述(现在)，第三部分是祷福之辞(未来)⑥。不过，秦始皇石刻相对于宗庙祭祀诗和青铜器铭文而言，有几个不同。一是与宗庙剥离开来，刻石目的不是为了向祖先之灵祈福，而是为了向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和天地神灵宣示征服。二是文本上在保留一些宗庙祭祀礼仪语言的同时，增加了战绩武功的言说。三是放置场所从宗庙走向了高山之巅。秦始皇刻石及其后秦汉时期的封禅纪功刻石，其文本结构在继承先秦时期金文、祭祀诗的基础上，更加凸显对现实功勋的陈述和赞颂，在文体上突破了祭祀诗常用的第一人称的祝祷唱诵形式，而以第三人称的叙事、陈述、祈使、宣告形式来表达，开始出现较为具体的纪事、纪功和纪年，具备了作为原始档案的最基本的要素。但是，也还受到诗体韵文结构的限制，纪事仍然较为简单概括，讲求意境与气势，与编纂文献的叙事风格相比，其文学性语言的风格更为突出。如秦始皇《泰山刻石》全篇223字，除二世诏书外，正文全部都是四字韵文的诗化语言，营造出气象宏阔、神圣庄严的意境，语言凝重古朴而意味深远。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中以“封禅体”概括之。 较之诗经中的祭祀诗而言，青铜器铭文和秦始皇封禅刻石已经出现较为自由的散文体叙事趋势。而作为封禅的特例，霍去病和窦宪以国家最高级别将领的身份代表汉朝进行的封禅，以及依托封禅所立纪功刻石，二者都是沿袭封禅告成的传统，其文体依然在封禅体的框架之内，有序有铭，但其序辞部分已经大为拓展，对历史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开始出现较为完备的记述。虽然没有彻底脱离四字韵文为主的封禅体叙事模式，但已经大大突破了诗体语言严格韵律的限制，散文体的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已经初露端倪。《封燕然山铭》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宪传》[22](P815)，可以看作是脱胎于封禅体而向单纯纪功文本的过渡形态。 《封燕然山铭》所叙东汉军队与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包括发生在和帝永元元年、二年和三年的三次战役。彻底剪灭匈奴的关键性战役，是永元元年在稽落山(蒙古国境内，一说汗呼赫山，一说额布根山)和永元三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展开的，封禅刻石却是永元三年立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⑦班固参与了永元三年的战事，当时窦宪屯兵凉州，派遣耿夔、任尚领兵与匈奴大战于金微山，为什么封禅立碑选择在燕然山？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封禅框架下考虑的结果，勒石纪功乃是向天地神灵宣告以燕然山为腹心地带活跃于漠北三百年的匈奴政权的瓦解，宣告汉朝对其占领和征服。在这个意义上，燕然山显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正如《晋书》所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在燕然山刻石纪功，就是为了宣布漠北地区的“易姓纪号”，其背后的现实情境，是汉匈之间结束三百年的争战，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窦宪之功，甚至超过了卫青、霍去病等人，《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宪传》：“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23](P820-821)至于其反映的深层的历史本相，则与窦宪的政治处境有关。窦宪在请缨出征之前，杀害刘氏宗亲事件败露，急需立功以赎罪。在这样的背景下，剪灭匈奴之后对功劳的书写就变得意义空前。前朝有霍去病封禅的故事，窦宪以封禅之名行歌功颂德之实，也不违例。 封禅传统下的边塞纪功碑，其刻石的形制结构因实物未见而无从了解，主体形式包括散文体纪事的“序”(志)和韵文体赞颂的“铭”(颂)两部分。从以后成熟的碑刻形制看，通常有碑座、碑身、碑额，碑身用以刊刻序、铭，碑额用以书写碑题，加上末尾落款、书丹等部分，构成完整的碑文格式。这是逐渐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秦汉时期完整的碑文并不多见，有的无碑额、碑题，有的无铭，大多无碑座、落款和书丹。《封燕然山铭》序文部分详细记录了窦宪“一举而空朔庭”的过程，虽然不完全用韵文对仗，但四字一句的韵文最为多见，语言华丽，文采斐然。铭辞则用七言韵文，从形式到语言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其更多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封燕然山铭所记战事已经相当具体，不亚于正史传记中的内容，如袁宏《后汉纪》关于窦宪封燕然山之事，仅记为“斩首大获，铭燕然山而还”[24](P252)。其他的纪功碑，如果碑文的事主没有在正史上立传，碑文所记之事到了经典历史中，往往就只在编年体的记载或纪传体的帝纪(实际上也是一种编年体记事文本)中留下一句话的简要记载，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记载。《任尚碑》因人为损毁，仅余十数字，全文当有五六十字。所记之事，仅在《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五年的记事中记为“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25](P177)，《后汉纪》未记其事。《裴岑碑》的主人公及其事迹则完全失载于正史。 因受到碑石材料大小和镂刻工艺难度的限制，碑文的叙事相对正史列传往往简洁，所谓“碑简史繁”的情况在墓志铭中比较突出。如有学者对比《后汉书·张衡传》与《河间相张平子碑》，说明碑志与史传虽然同样是写人叙事，但“毕竟文体不同，语言特色也各异，碑铭的辞句简古，而史传详赡”[26]。纪功碑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因为紧紧围绕一件事功展开，故于所记之事尽量具体详尽，往往较正史中关于同一事件的相关记述更为翔实，有的碑文及其所记之事在正史中完全失载。显然就纪功碑与正史比较而言，有着“碑繁史简”的特点。就文体而言，纪功碑碑文大多有其固定的模式，虽然东汉时期尚未完全成熟定型，但一般有纪事的“序”和颂功的“铭”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使用陈述性文字，语言简洁平实，后半部分则多用韵文，语言华美靡丽，更具诗赋的语言特点。与通常的平铺直叙的正史叙事相比，纪功碑碑文本身是一种文学性书写，一种用于公开展示的特定文体，其语言和书法都具有美学意义和媒介传播的性质。 朱玉麒认为：“汉代的西域纪功碑多数为史书所失载，这是由于东汉后期的政局混乱造成关于西域的历史档案丢失，史书失据。”[27]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如《任尚碑》不见于任何史书提及，但有关任尚的记载则相当翔实。虽然成于南朝的《后汉书》没有为任尚立传，但其中关于任尚重要的战功和事迹并未隐匿或遗漏，在《和帝纪》《安帝纪》《西羌传》《南匈奴传》《西域传》《窦宪传》《班超传》等纪传中，有着近乎详尽的记载。此碑所记的永元五年之战也并未遗漏，何以偏偏丢失了刻石纪功及纪功碑本身的档案？可见档案丢失之说很难令人信服。有可能的是，刻石树碑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和叙事方式，独立于王朝整体史的编纂而存在。二者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交叉，但除司马迁采集秦始皇的封禅刻石而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外，仅有《封燕然山铭》因出自文学大家班固之手而得以入史。一般情况下，纪功碑应该不是王朝整体史编纂的史料来源。《任尚碑》《裴岑碑》《沙南侯碑》以及可能存在的“封狼居胥碑”、东汉初期“马援平定交阯纪功碑”[28](P4945)和纪功铜柱，都未见于史籍著录。这应该不是一种偶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