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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与边塞纪功碑的转型 以窦宪《封燕然山铭》为代表的纪功刻石，仍然是在封禅祭祀传统下形成的媒介纪事。而两年之后出现的《任尚碑》，却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传统、向单纯的散文体纪功碑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发生，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争战的结束和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也隐含着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任尚碑》的树立，有平定匈奴残部叛乱的事实为前提，有对《封燕然山铭》刻石纪功传统的继承和效仿，也有任尚个人政治诉求的表达，那就是在东汉朝廷清算窦氏余党的政治旋涡中，任尚迫切需要与窦宪切割，这成为他积极平定窦宪扶植的匈奴单于於除鞬叛乱，并极力张扬战功的动力。 在封禅纪功碑的传统下，刻石纪功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易姓纪号”之大功，有代表朝廷进行封禅之身份地位。任尚其人其功似乎与此都有差距，但也并非全然不着边际。匈奴单于於除鞬虽是窦宪扶持的，也是东汉朝廷认可的单于，消灭於除鞬就等于最终消灭了北匈奴势力。而将消灭於除鞬与终结北匈奴等同起来，就等于否定了窦宪彻底消灭北匈奴之功的意义，这对于任尚来说，无疑是一举两得的。至于自己的地位还不足以代表东汉朝廷进行封禅，那就只刻石纪功而不封禅祭祀，困局自然因势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尚碑》彻底摆脱封禅礼仪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都只强调纪事颂功，而且要记录得更加具体和详细。一种承担着档案记录功能的媒介纪事，就此出现在历史书写的系统之中。 任尚平定於除鞬叛乱应是永元五年发生在西域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汉匈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前，永元元年、二年和三年，东汉政府发动了两场对北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北匈奴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汉军在燕然山刊刻了《封燕然山铭》以纪功，宣告匈奴的覆灭。逃亡在巴里坤的新立单于於除鞬得到东汉大将军、外戚窦宪的支持，在永元四年的正月接受东汉颁予的印绶，臣服于东汉王朝。任尚作为大将军窦宪的“爪牙”被委以重任，以中郎将之职持节卫护於除鞬，率部屯驻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载，窦宪原本计划是要护送於除鞬北归单于庭的，但就在永元四年六月“窦宪潜图弒逆”[29](P173)被诛，於除鞬北归的计划搁置。永元五年，於除鞬公开反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30](P177)。 如果说於除鞬失去窦宪这个靠山、眼看回归漠北无望而自行叛逃，那从逻辑上讲也合乎情理。但这事发生在东汉朝廷大规模清洗窦氏家族及其幕僚、大批窦氏余党或遭诛杀或被迫自杀、免官流放的时候。在肃清窦氏党羽的过程中，汉和帝打击范围之宽、手段之严，后世颇多诟病。[31]如王夫之曾批评和帝深治窦党的做法，认为“朋党之兴，其始于窦宪之诛乎……尽举其(窦宪)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之于后世”[32](P176)。据《后汉书·窦宪传》载，和帝派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缓，“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环皆遣就国”，与此同时，不仅分头逮捕窦宪主要党羽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下狱处死，又“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33](P820)在铲除窦宪、窦笃、窦景之后，开始致力于肃清窦氏余党，《后汉书》卷三三《周章传》：“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34](P1157)，《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凡交通者，皆坐免官”。太尉宋由依附窦宪，被免后自杀。太傅邓彪也以老病上还枢机职。多次上谏而被窦宪出为济南太傅的何敞，“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环厚善，坐免官”[35](P1487)。《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附耿夔传》记：与任尚一同持节卫护於除鞬的中郎将耿夔“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爵土”[36](P719)，曾经在窦宪手下指挥作战的大将耿秉于永元三年已卒，其长子冲亦未能幸免，“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37](P718)。与此同时，一些官员忙于整肃窦氏余党，竟至废寝忘食，《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载：“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38](P1535)。可见牵连波及之众。连班固这样一介书生，仅仅曾任窦宪幕僚，受窦案的牵连被洛阳令下狱，后死于狱中。 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39](P819)任尚作为手握重兵的亲密“爪牙”，与窦宪瓜葛之深可以想象，而在窦宪被诛后，他应当是惶惶不安，危在旦夕，因其当时在遥远的伊吾执行窦宪之命护卫单于，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但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寻找生机。无论是任尚还是於除鞬应该都清楚，任尚的垮台是早晚的事，他随时都面临着被召回被诛杀的危险。而历史没有说明的是，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任尚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可以安然无恙地避害远祸，而且还成功地继续受到重用。 任尚成功地与窦宪切割，秘密应该就在《任尚碑》。任尚能躲过这一劫，《任尚碑》所歌颂的这场平叛正是关键所在。《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附耿夔传》记载，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亡命西域，“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40](P719)。失去领土已无立锥之地的单于，迫于现实压力主动依附窦宪，虽然妄图偏安一隅或是幻想伺机东山再起都是正常的，但在实质上只是窦宪手中的一个傀儡。问题是，窦宪为何竭力扶持一个非法的新单于，给本来已经消灭殆尽的匈奴政权保留一个死灰复燃的火种？双方应该达成了某种约定。作为窦宪代理人的任尚，名义上是担起卫护单于的责任，实际上更可能是监督和挟持单于。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於除鞬怀有二心，其可能的行动应该不是公开反叛。因为窦宪被诛后，他可以坐等任尚被朝廷追责惩处，无疑比轻举妄动更明智。单于要想逃回漠北，真正的障碍不是遥远的东汉军队，而是近在咫尺的任尚。但恰恰就在这时，於除鞬迫不及待地要逃出任尚的控制，公开反叛。无论单于是主动反叛还是被迫逃亡，总之是在最恰当的时机为任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可以平叛立功、报效朝廷，并一举两得地否定窦宪并与其彻底切割。任尚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当仁不让成为平叛的先锋和主力，成功地转移了矛盾、化解了危机。 史书的记载很简略，处于第一线的任尚与汉和帝派遣的将兵长史王辅率领千余骑兵联兵追讨，一举擒杀於除鞬，打垮北匈奴叛兵。《任尚碑》残存的文字信息更是十分有限，字面上并未提供超越传世文献的更为丰富的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任尚赢得了这场战役后，立刻效仿两年前窦宪所立的《封燕然山铭》，树立刊刻了纪念这场平叛战争的纪功碑。这场叛乱，使任尚从窦宪的爪牙顺利转换身份，变为清除窦宪扶植的傀儡政权、肃清匈奴残余的东汉功臣。他显然不具备可以代表东汉朝廷的高贵的身份和地位，而这场针对一小股匈奴残部的胜利，恐怕也无法与霍去病、窦宪的功劳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任尚没有通过封禅以纪功的地位与资格。但任尚有意将其与窦宪领导的讨灭匈奴之战相比，用此次平叛的事实证明窦宪扶植於除鞬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他自己则彻底消灭了北匈奴单于，堪比“易姓纪号”，即便不能举行封禅大典，也同样要树碑立传、勒石纪功。任尚的纪功碑本身很可能不是简单地对《封燕然山铭》的模仿，而是试图制造一个抹杀或压倒前者、否定和清除窦宪影响的公开见证。前者封燕然山，后者讲蒲类海，前者孤立于高山之巅，后者则放置在大道旁，呈现在人们视野之内。二者在语言的应用上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前者庄严玄奥，与天地神灵对话，后者则通俗平实，面向人间。 东汉以来，从朝廷对待匈奴和西域的态度和政策调整上即可看出，此时的匈奴已不是东汉外交的重心，其重要性已经退居羌甚至乌桓和鲜卑之后。特别是南北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以后，对于东汉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退居西域的匈奴残部虽然不断制造骚乱，阻碍汉朝对西域小国的正常管理，甚至导致东汉在西域的三绝三通，但上至东汉皇帝下至官僚士大夫，对经营西域都显得既没决心也没信心，由三次主动放弃西域可见一斑。所以，任尚在西域平定於除鞬叛乱固然是一场重要的胜利，但文献仅用一句话记载而已，对其勒石纪功则只字未提。王朝整体史的书写中对西域战功的淡化，恐怕不是针对任尚，换一个人大约也不会有多少改变。《裴岑碑》所记录的敦煌太守裴岑对骚扰巴里坤数十年的匈奴呼衍王部决定性的一战，同样在史书中湮没无闻。可见，当时社会对待西域各族以及与匈奴关系的普遍心态是漠然的，因为他们已无足轻重。在任尚的时代，前有卫青、霍去病建立起来的抗击匈奴而青史留名的英雄主义传统，后有窦宪横扫匈奴王庭封禅纪功的一时辉煌，而此时的匈奴已经分崩离析，无论任尚有多么杰出的军事才能，对於除鞬这一仗打得多么漂亮，已经再也无法复制卫青、霍去病的荣光，在东汉朝野上下，再也激不起强烈的反响。这就是任尚面临的社会现实。或许正因如此，才激发了东汉边将对抗匈功劳的自我抒写，《任尚碑》即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之下，脱胎于封禅而独立形成了单纯的纪功刻石。在新疆地区，特别是巴里坤一带，《任尚碑》开创的这一边塞纪功叙事文本可能持久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戍边将领，以致到唐代、清代，征讨西域的纪功碑多有发现，而且集中于东汉纪功碑所在地。这些是否皆为实地效仿汉纪功碑的产物，值得探讨。 《任尚碑》经过两千年的埋藏被保留下来，成为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边塞纪功碑实物，可谓流传千古。但恐怕对于任尚来说，树碑纪功，大造声势，对它最大的期望或许就是能被当时统治者所看重。或许无形中这块碑成为任尚与朝廷讨价还价、获得免死金牌的重要砝码。《后汉书》卷五《和帝纪》载，任尚的最终命运终难逃脱被杀的悲剧，到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十二月，“中郎将任尚有罪，弃市”[41](P229)。从《任尚碑》的歌功颂德，到任尚最后虚报战功、诈增首级而死于非命的结局，我们隐隐看到某种性格与命运的必然联系。历史的记录简单直接，似乎每个小人物的“生活都被戏剧性的偶然事变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现、作为他们自身命运而尤其是我们命运的主人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主宰着的”[42](P3)，但细读历史，如果有幸像任尚一样能留下一些记录细节的实物史料，我们会从中发现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有其必然性。任尚在历史记录中缺乏显赫的家世背景，而这样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想要凭借自身能力出人头地几乎不可能，唯一的选择是依靠权贵的提携。任尚先是在邓氏外戚麾下崭露头角，之后依附窦氏外戚，充当爪牙，然一旦外戚地位动摇，他就面临株连出局甚至下狱受死的结局。任尚是有胆识有才能的，窦氏失势他能果断地切割，成功地自保。从文献所述任尚在与窦宪切割后还曾赠马予邓凤的记载看，任尚还曾试图再投具有外戚背景的权臣邓骘门下。《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附邓骘传》：“邓骘子侍中凤……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43](P616)任尚对功名的看重和追逐，从立碑纪功，到后来虚报勋绩，不顾性命，与人争雄，一系列的行为背后自有其自身的性格逻辑。从封禅立碑这条线索看，任尚的身份不够封禅，然而就算是单纯立碑，似也有某种大胆僭越，毕竟此前没有先例。而这次立功和顺利脱险，似乎与此前窦宪的立功与赎罪有着某种奇妙的相似，抑或也为他以后敢于虚报战绩、与邓氏争功埋下了伏笔。此战之后，任尚摆脱了窦宪的阴影，被朝廷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的助手——戊己校尉，并于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继班超后接任西域都护。任尚狂妄自负的一面，在《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所记他与班超的交接对话中，表现得一览无余。[44](P1586) 从歌颂窦宪一举而空朔庭的《封燕然山铭》到任尚平北匈奴於除鞬叛乱的《汉平戎碑》，恰是刻石纪功摆脱封禅、纪功石刻的文体从铭到碑转变的关节点，标志着纪功文体从华丽的封禅体到单纯的叙事体转折。从《任尚碑》残存的碑文和目前所知的史料呈现的事实看，任尚刻石纪功并不是伴随着封禅活动的，而是单纯的对战争胜利的记录和褒扬。没有了封禅的背景，对具体人物事件过程甚至细节的强调逐渐突出，甚而出现文本主体中只有写实纪事的“序”，而省略诗体韵文的“铭”。其后的《裴岑碑》全文仅60字，同样只有“序”而无“铭”。这一时期，纪功碑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有摩崖刻石也有碑，碑的形状和尺寸不一，有的有碑额、碑题，有的没有，有的有序有铭，有的有序无铭，大多没有落款、书丹。如果说《封燕然山铭》尚保留了某种程度的颂诗体，包括纪事部分多用四字韵文，并有七言铭辞结尾，语言的文学性还比较明显，那么从《任尚碑》的叙事文体(尽管不完整)看，已经基本跳出了祭祀颂诗的文体格式，变成相对单纯的纪事文本。毫无疑问，“任尚在推行以《封燕然山铭》为范式的边塞纪功碑成为约定俗成的制度上功不可没”[45]。从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两汉之际刻石纪功摆脱封禅而独立举行是一个大的趋势。《任尚碑》的价值和意义，也许还在于其揭示了封禅的转型，标志着刻石纪功叙事方式脱离封禅礼仪的开端。 《封燕然山铭》是铭，《任尚碑》(原石题为《汉平戎碑》)是碑，纪功之刻石从铭到碑，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按照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的归类，“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铭题于器，而警戒实同……铭兼褒赞，而体贵宏润，其取事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强调铭文具有褒赞和鉴戒双重功能，而且铭文要与所勒载体(器物)相一致。而《文心雕龙·诔碑》称：“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用以“勒勋绩”的碑的兴起，当不仅由于“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更重要的是碑这种媒介脱离了庸器和宗庙，变得更加有利于广泛传播，其创作也更加自由。纪功刻石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传播的目标对象和传播方式也与传统的祭祀颂诗和铜器铭文有所不同。后两者都是“借助不同的媒介传递给神灵——颂诗通过演唱，铭文则通过声音(如钟、磬)、馨香(如礼器所盛的酒、食)将其呈至所祭奉的对象之前”[46](P83)，纪功碑在其依托封禅礼仪的时代，也是立于高山之巅，向天地神灵宣示成功。但是，《任尚碑》以后历代的边塞纪功碑，则并不限于高山之巅，在其祭祀功能弱化的同时，传播的目标对象也转向了人间，面对的是参战的将士、普通的百姓甚至是敌人，而且还有可能面向后世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两千年来刻石纪功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编纂文献的成熟而销声匿迹，而是不断被发扬光大、绵延不绝，成为独立于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套历史叙事传统。 学界通常认为出土材料因为长期埋藏而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特征因而也更具客观性，往往简单地拿出土文献来补充修正编纂文献，认为后者的叙事是一种选择性的建构，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容易发生讹误。这种思路存在的局限是，忽略了出土文献具体的书写情境中也存在各种非客观的因素，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读的。通过对《任尚碑》的分析，可知纪功碑与编纂文献之间，虽然可以互证互补，然未必可以因此否定或推翻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而只能起到丰富和加深历史认识的作用。纪功碑就一时一事而作，正史列传则衡量传主一生功过，前者是一套特殊的叙事系统，对于传主整体生命而言，就如同截取一个横截面展示的细节局部，二者的关注点大不相同。纪功碑首先建立在重要事件发生的事实前提下，如边塞纪功碑必须是在发生重要战事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虽然不能排除存在某种夸张和溢美的可能，但整体上看其书写具有纪实性、即时性和现场性。如唐代《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距离开战仅三天，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即着手树碑纪功。[47]这个时间明确的事例，可以佐证纪功刻石即时性的特征。纪功刻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就事论事，即兴描述，而不是像秦始皇封禅刻石那样事先拟定文稿。一般纪功碑放置的地点应距离战争发生地不远，或就在战场原址。边塞纪功碑的意义，不仅如朱玉麒所说：“历代边塞纪功碑的实际存在，剔除其主观的民族自我心理与夸张描写，必然因为包含着丰富的民族交往信息而具有裨补史书阙失、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作用”[48]，而且作为一种即时书写的叙事文本，还能够结合刻石纪功的情境，寻找到一些解读历史本相的隐秘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