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个世纪里，狄培理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灵魂人物。
    7月14日，著名汉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以98岁高龄离世。狄培理是在北美推展理学研究的先驱，一生撰写、编辑著作30余部，此外，更不懈地组织学术会议与讨论，致力于将亚洲研究尤其是儒学研究置于大学的核心课程地位。本报约请狄培理先生生前好友，也是著作译者李弘祺先生撰文纪念，回望这位哲人的心路历程。
    狄培理先生生于1919年，到了今年8月初，就要满98岁。很可惜他没能活到那一天。大概是十年前吧，我去看他，他告诉我说，他哥哥已经92岁，依然健壮，所以他有自信他也一定会长寿。现在看起来，他是对的。享年98岁，这的确是很不容易了。
    就是33年前的8月6日，我和内人，带了我们5岁的儿子到他在塔潘（Tappan）的家去看他。那天他留我们在家里吃饭，吃的是用他亲手种的青菜做的沙拉。桌上还有他两天前还没有吃完的生日蛋糕。我儿子看到蛋糕，非常兴奋，饭都吃不下去了。急着问说：“这是谁的蛋糕？”狄先生笑着回答说：“这原来是我的，不过现在是你的了！”
    我和狄先生的真正来往略早于这一个难忘的黄昏。虽然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学术和名气，也知道有一位陈荣捷先生与他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我并没有跟他见过面。一直到1981年，我已经在香港教书，突然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说他就要来香港中文大学主持钱宾四先生讲座，信中他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有关宋明教育的会议（1984）。我那一年才36岁。收到他的信，真是又兴奋，又意外。
    当时在中文世界里，介绍他的作品的还很少，只有一位台大的历史教授曾发表过一两篇文章。这位教授把他的名字写作“狄百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翻译名字并不是狄先生告诉他的。如果是按照美国发音就大概会翻译成裴瑞、贝瑞，或培理、佩礼。无论如何，新亚书院沿用了这位台湾学者的译法。狄先生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于两岸数十年。狄培理这个名字是1949年左右，钱宾四先生替他取的。名为培理，非常符合他研究宋明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学问特色。但是不管是百瑞或培理，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学术能在孔子的故国传开来。
    真的，就在前天狄先生的葬礼中，神父左一句孔子，右一句宋明儒学，使我觉得是不是身在东亚了？这就是狄先生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他住在塔潘超过70年。他跟我说，二战结束，他解甲归来，带着新婚不久的夫人，与一群同时退伍的朋友在塔潘购置了一块土地，再分成32块，大家抽签分配。他分配到的一块地势低洼，有排水问题。但是既然抽到了，那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只好辛苦挖掘水沟，让水能顺畅流通。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但是他和夫人合力把这块地整理，盖起房子，并且留有一个小菜圃。每一年夏天，他一定种菜，数十年而不辍。8年前他夫人去世之后，他继续住在这栋房子，直到去世为止。
    他这种有恒的性格在他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可以看出来。生活规律当然不在话下。他的大孙回忆说，他祖父每一天准7点钟起床，数十年如一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上班，长年与同事轮流开车，所以他一定得准时上下班，一点也不为苦，这就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他每一天都一定要望弥撒，从不间断。他的办公室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非常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对面，所以他如果一早不能望弥撒，那么中午就会走过去在教堂里面沉思祷告。他固定用一个自己写的祷告词，上面有大概10个人名，是他那一天向天主转求代祷的亲人或朋友。这样的生活就不容易了。
    他中午一定会休息。刘子健先生生前告诉我，狄先生在研究生的时代，每一天会在固定的一个长椅子上面小眠片刻，脸上盖着当天的报纸。这样的习惯也跟了他一辈子。他另一个孙子回忆说，有一次他去祖父的办公室找他。敲门没有人回应，所以就推开来看，结果发现狄先生竟然躺在地上睡觉。任何去过他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那里面堆满了书，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根本没有可以躺平的家具，结果他竟然就躺在地上休息。
    如果旅行在外，那么他一定会去问什么地方有神父，可以望弥撒。他到中文大学主持钱宾四讲座（1982）的第二天就问我这个问题。前年教宗来纽约访问，并于9月24日在联合国演讲。很巧那一天我正好透过他的助理安排要打电话给他。我知道狄先生一定会想要听教宗的演讲，所以我就跟助理说我会在11点，教宗演讲完之后才打电话去。果然他全程听了演讲，并对我说：“方济各教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宗教信仰中无比的谦卑和服从的品格。
    他一辈子与哥伦比亚大学结了不了缘。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替哥大设立了世界文明的课，把东亚文明和思想名著放入正式的核心课程，每一个大学本科生都要修读。他主持这个课程超过60年，影响之大，难以估量。有一位哥大的化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记者问他在哥大受到的最大影响是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哥大的核心课程。狄先生屡次征引这个故事，每每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和哥大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教授巴尔赞非常要好。他们代表了哥大的人文传统。巴尔赞在92岁写成他那本有名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狄先生编成那一大册记述哥大名教授的书也是他过了90岁之后才成书。两人相互辉映。哥大的人常常笑狄先生说每天早上，他起床照着镜子刮胡子时，心中就在那里想：今天我能替哥伦比亚大学做什么？他戴了很久，早已经褪色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球帽就伴着他在棺木中永远相随。
    最后，我也必须提到，随伴他永眠的还有一幅美国的国旗，相信是他在二战时，投笔从戎的纪念品。真的，他做什么，就忠心于什么。从他的家庭，到他教会的朋友，到他所教的学校和学生，到他的国家，他都完全的忠诚。我相信他一辈子因此也没有遇到过有人对他是不忠诚的。这就是他的操守、信实、没有瑕疵的人生。
    我再写下去，恐怕几千字也不能尽其万一。就此打止。
    （作者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