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聂华苓之于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正是其间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她不仅在自己的讲述中呈现了历史，也通过讲述的逻辑与策略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她的选择无独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她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极为朴素的文学与历史常识。而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一种“常识”的力量与气度。
    1967年，聂华苓与其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作家前往，每届为期4个月，迄今不衰。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这里相聚，借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们“交流”而非“交锋”。在20世纪后半叶充满对峙与斗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写作计划”发挥的作用尤为引人关注。
    1978年，聂华苓访问中国大陆。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家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中国大陆作家陆续赴美。“爱荷华的故事”的另一部分，是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独到眼光与道义担当。作为国际性的作家交流平台，“国际写作计划”虽然也邀请功成名就的作家参加，但他们所占的比重其实很低，大部分的名额留给了尚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托尼·莫里森、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与中国作家莫言等，都曾是聂华苓的“座上客”。而几乎所有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崭露头角时，便都会进入聂华苓与安格尔的视野并得到她的帮助。因此，聂华苓与安格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高度评价与普遍尊重。
    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时，提出“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而聂华苓之于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正是其间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
    在访问者眼中，聂华苓曾经“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但在安格尔于1991年猝然离世后，“回忆”却成为了她主要的表达方式。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辈子》与《三生影像（增订本）》在海峡两岸相继推出。2013年，由陈安琪导演的电影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公映并在中国大陆一些文化活动中播出后，一个隐含在“爱荷华的故事”背后的“聂华苓的故事”开始广为人知。
    聂华苓的那句“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不胫而走，成为了世人阅读其文其人，以及她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她90岁生日前后，中国大陆的《读库》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推出了两篇人物特写。无论是前者的《聂华苓叙事》，还是后者的《90岁聂华苓：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便都是循此“三生三世”的逻辑展开的讲述。的确，一个世纪的政治沧桑与文学浮沉如此凝练而又戏剧性地集中在一位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女性身上，通过三个异质空间的转换完成了一部90年的时间叙事，堪称传奇。
    聂华苓对于自己的故事具有十分自觉的历史意识。她的首部回忆录《三生三世》的自序便是《我所知道的一点儿民国史》，而首章首节即是《再生缘》。《聂华苓叙事》的作者开笔从“故国离散”说起，可谓与传主的自我叙述正相契合。不管“再生”，还是“离散”，都是晚近海外华语文学研究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重要命题。聂华苓先在地将它们从自己的人生道路中作为关键词提取了出来，但她无意为思想与学术“预流”，而是因为她原本就是历史中人。她不仅在自己的讲述中呈现了历史，也通过讲述的逻辑与策略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
    聂华苓的回忆，大多到1991年为止。即便在最新版的回忆录中，她增订的内容主要也只是关于此后经历的图片，而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历史的大幕已经落下，世纪的长河悄然远去。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聂华苓比谁都明白，对于一部志在传世的作品而言，恰到好处的“留白”远比“不能自已”的抒发更为重要。
    阅读聂华苓，不应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人生的接榫之处，除却一桩桩文学因缘，还有她一部部文学创作。她是创作、翻译、评论与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说创作与翻译见长。换言之，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其实，早在1959年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时，聂华苓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翡翠猫》。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此后的《桑青与桃红》更是奠定了她作为华语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继尔，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问世。值得一提的是，先于回忆录的写作，聂华苓在自己的小说中其实已经援引自己的身世作为文学资源，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以自己抗战时期流寓重庆的经历为背景，即兴点染，书写了一位少女的隐秘心迹，可以视为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而《桑青与桃红》则通过主人公横跨30年的故事，呈现了一位中国女性在四个不同时空，作品致力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将易代去国的悲欢离合压在纸背，是聂华苓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与先锋色彩最浓的一部。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时，鉴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与读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她删去了其中实验性质最强的第四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被评价最高的篇章。白先勇认为聂华苓在其间写出了“卡夫卡式的梦魇”。不过，1981年中国大陆又出版了小说的全本英文版，这也构成了《桑青与桃红》在接受史上的一段逸闻。《千山外，水长流》是聂华苓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两代主人公在1940年代中国与1980年代美国的故事为线索，讨论了“中美之间”在战争、人道、伦理与情感等多重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有她对于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的反省。正因她在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已经积累了讲述自己人生阅历的成功技艺，加之她的散文也多以志人志言为主，所以当她开始写作回忆录时，也就能很快打开局面。系统地读聂华苓的小说与人生，当是一个值得认真经营的题目，从中不仅可见出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态，更可见出文学在历史中的结构作用。
    聂华苓在台湾地区与美国的高校中都曾讲授写作课程，熟稔“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文学潮流，在她的早期创作中，也曾经有意探索透过现代主义技巧叙述“中国故事”。她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中译，也大都围绕现代主义的取向进行。
    正因为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聂华苓对于西方经验的接受也多能以调和中西传统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她对于中国作品的英译，也就特别能够见出她的历史眼光。除去《中国女作家小说选》，她还是《毛泽东诗词》与《百花齐放文集》的英译者。后两者一在美、英、法等国陆续出版，风行一时；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选本与译本。对于二者，聂华苓都做出详尽注释，借以触摸与考察亦近亦远的“红色中国”。
    作为作家的聂华苓的成功与影响，可以参见1990年出版的45万字的《聂华苓研究专集》。试想，倘若现在重编，那么此书的篇幅恐怕需要扩大不止一倍。因为在这些评论与研究中，还不包括她此后更为著名的一系列回忆录。
    在强调聂华苓的传奇性的同时，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她的选择无独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她将早年作品结集成为《台湾地区轶事》，有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与之在多个向度上交相呼应；她的集大成之作《三生三世（增订版）》，如果拿齐邦媛的《巨流河》进行对读，便会发现一番精彩的“交响”与“共鸣”。二是她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极为朴素的文学与历史常识。而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一种“常识”的力量与气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