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快，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金先生去世，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这几日，正好在整理冰心谈巴金的聊天记录，谨在十八日推出，供各位朋友阅读。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他晚年倡导的“说真话”、反思历史、强调独立思考等，依然没有过时。
    巴金先生，永远与我们同在。
    写于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北京看云斋
    
    晚年巴金与冰心夏衍在一起。
    从小就爱和老人聊天，这一兴趣，延续至今。
    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更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
    有几夜闲来无事，趁办公室搬家清理杂物之际，索性把多年来留下来的笔记本一一翻阅。那些当年草草记下的文字，颇让我留恋起远去的日子。看着看着，我忽发奇想，何不把自己许多年来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聊天记录都整理出来？
    
    2003年大象出版社《和老人聊天》书影。
    
    1990年与巴金谈沈从文。
    早就有朋友建议我编一本自己的采访手记之类的书。后来编了一本书，请王世襄先生题签，即为《和老人聊天》，由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转眼过去十四年了。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走进冰心的家，请她为我当时所在的《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伏枥杂记”。自那之后的好几年里，她不时交给我一些新作发表。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现在想来，对于我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关于自己，关于友人，她有讲不完的故事。
    她承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在五十、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她正是带着这种清醒的反思，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进她的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晚年冰心，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一束带刺的玫瑰;晚年冰心，是历尽沧桑后的大彻大悟，是能爱又能恨的一团火。
    
    萧乾探望冰心，李辉 摄。
    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一九八八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当年在发表了她那篇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之后，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回忆刊发这篇小说的曲折过程，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我想，应该抽时间将它和她写给我的有关信件整理出来，恢复小说的完整性，这样，才是我对冰心老人的最好纪念。
    
    请冰心在请柬上题跋。
    一九八七年，她在我的一张“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巴金在这上面题的一段话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这两句话，实际上可以一起用来概括晚年冰心的特点。
    的确，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我想，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
    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以犀利、敏锐的目光，表现出一个智者的坚韧与从容。也正因为有了晚年的创作高峰，她才完成了自己完美生命的塑造。冰心从来讨厌各种各样送给她的套话、恭维话，更不愿意成为一种人们的点缀。她永远活在作品中，活在理解她、热爱她的读者心中。
    我经常翻阅她写给我的信、手稿，整理旧时笔记，我又想起每次去看望她、听她闲谈的情景。一个亲切、慈祥的老人，仿佛又微笑着坐在我的面前。
    一九八九年为己巳年，丁聪先生画一幅巴金肖像，请冰心题词。她写了两幅，一幅刚要撕掉，被我拿下。这段话写得特别好。前去上海为巴金祝寿，她请我带去一个花瓶，为此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冰心致巴金信。
    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她将时刻站立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所供奉的时时不断地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
    巴金老弟
    冰心，己巳深秋
    
    冰心校订谈巴金，后面建议我只谈巴金，删除梁实秋、徐志摩等人故事
    两年之后，找到机会与冰心认真地谈她印象中的巴金。整理之后，寄去请她校订，她提出建议，集中谈巴金。我听取了老人意见，删去一些涉及他人的片段。多年之后，再读这篇聊天记，仍觉得鲜活。
    李辉（简称“李”）：记得有一年在巴金过生日时，你给他写过一副对联，是借用鲁迅写给瞿秋白的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同时代文人中，能够获得你这样的感慨的人，我想是为数不多的。
    冰：我把他当做亲兄弟。我们认识快六十年了，从来没有中断过友谊。
    
    五十年代巴金、萧珊与李小林、李小棠。
    李：你还记得当年怎么认识巴金吗？
    冰：记得。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在燕京大学任教，通过靳以认识了巴金。作家中我和郑振铎认识最早，在一九一九年福建学生联合会里就认识了他。一次，巴金和靳以到我家来，是来约稿的。从那以后，我和他就开始了联系。
    李：他们是不是为《文学季刊》约稿？当时巴金从上海来到北京创办《文学季刊》，和靳以、郑振铎一起住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大街一个院子里。
    冰：我想是的。我大概为他们写过一些文章。我的印象中，靳以活泼，话多，巴金没有什么话。我很喜欢巴金。
    李：我见到过巴金四十年代为你选编的《冰心著作集》，是由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他还写了一篇后记。
    冰：那时我们都在重庆，常常见面。我没钱用，就给《星期评论》写《关于女人》一组文章。我不敢用本名，怕国民党的报刊都要找我写，便用“男士”这个名字。后来写到九篇，刊物停了，出版社也不出了。巴金就说给我吧，给文化生活出版社或者是开明书店出版。
    李：《冰心著作集》编选的范围比《关于女人》要更宽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在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往事：在从家中出走前往上海时，他曾在四川长江边的一个码头上，买到你的一本诗集，大概是《繁星》。他就是在船上读着你的诗，第一次穿过三峡，走向独立的生活。那是在一九二五年。
    
    冰心书信。
    冰：是吗？我的诗有什么好读的！
    李：处在他当时的年纪，还有他在大家庭中的生活经历，你的诗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安慰。其实，在买到你的诗集之前，他在成都时想必早就读过你的诗了。他不满于他的家庭，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当然也会喜欢你的诗。我曾见过他在一九二三年前后发表的小诗，和你的诗相似。他特别强调母爱，这与他很小就失去母亲，在家庭感受不到温暖有关。
    冰：我对家庭的感受和他不同。我与巴金的家庭背景完全两样。我们家是教师门第，没有高老太爷。当教师很清苦，但是家里很快乐。他的家是一个大家族，封闭得很，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家庭。我对家是留恋的，到处很温暖。我对你说吃汤圆这么一件事吧。爷爷很爱吃，我母亲怕他吃多了不好，但又不好阻拦，就让我和爷爷抢着吃。我爷爷最恨赌博，一点坏习惯都没有。也许沿海封建的东西要少一些。爷爷与严复、林则徐关系都不错，革命思想很浓。文艺界中，和我同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多。
    李：你和巴金的这种情况，说明不同的家庭环境，可以使年轻人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途径来寻找母爱这个永恒的主题。是不是能这样说？
    冰：是这样的。
    李：现在你们联系多吗？
    冰：怎么不多？前几天有人从上海来，巴金托他给我带来上海点心。我准备给他写信，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到上海去，好给他带点什么。他快过生日了。
    李：是十二月吧。
    冰：不是，是十一月。
    李：十一月二十五日。
    冰：对。巴金出的书每本都送我。他的信我还另外专门用一个蓝盒子装着。可惜“文革”前给我的信抄家时都抄走了。还我的东西时，该还的没有还我，我不要的倒是还给我了。茅盾给我的一幅字，还是他和我打赌输给我的，也没有还给我。
    李：巴金这些年写的文章你都看吗？
    冰：当然看。你瞧，上海有人刚刚给我寄来巴金的文章，《二十年前》。你看过这篇吗？是谈“文革”的。
    李：看过。它前些日子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其实，你也有东西可写。
    冰：巴金说“文革”可怕。他没有经过反右，其实那时也可怕。我们开始有偶像。
    李：你们参加过五四运动，反专制，反封建，讲德先生赛先生，怎么后来又崇拜偶像呢？
    冰：中国太乱，好不容易有了人出来治理，我们很高兴。要不是崇拜，我们还不从外国回来呢！我从日本回来，是回到我自己的祖国，我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别的什么。谁知回来后遇到那么多事。我看中国还得反封建。
    李：你觉得巴金的《随想录》怎么样？
    冰：我看他从来不怕什么。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啰嗦？
    李：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经历过“文革”后，心里老想到一些事情，总觉得应该反复强调他所独立思考的问题。我读的时候好像不觉得啰嗦。
    冰：前几天小林来电话，说巴金很忧郁，我给他写信。我说你在忧郁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他和靳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他们来约稿，靳以满脸红光，快乐得很，有说有笑，巴金总是沉默着。
    李：我有位朋友正在准备写巴金的传，你看巴金有什么特点？
    冰：巴金最怕人夸大他，我也是这样。卓如写我的传，知道的东西比我还多，对我的家乡的介绍比我知道的还多。天津广播电台要广播，我不同意，我这个人，说变就变，又不能盖棺论定。
    李：从你每次的谈话中，我发现你对作家的婚姻爱情变化要求很严肃。你好像说过，你对逝世的哪个朋友的个人生活有看法，就不会写文章纪念他。
    冰：我就是这个样子。在爱情婚姻方面，朋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巴金。除了巴金以外，我的朋友中没人对婚姻看得那么严肃，那么慎重。所以，萧珊死后有人说他要结婚，我就不相信。
    李：你和萧珊熟悉吗？
    冰：当然熟悉。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和巴金、萧珊一起到广东从化，她逼我为她编的刊物写稿，说我不给她写稿她就自杀。我的《一只木屐》就是她逼出来的。她很可爱，也老实，贤惠。对巴金照顾得很好。巴金的身体后来变坏，我看就是与萧珊的死有关。
    李：关键是他的感情创伤太深了。
    冰：在文坛，差不多的人都有点风流的事，但巴金没有。
    
    1992年看望冰心老人，送去台湾出版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
    李：他是不是有点道德完善观点？
    冰：我看不是。他也不觉得当做一个道德观，他是真诚地这样认为应该这么做。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年轻时，父母一起说话，母亲说，我的女儿不嫁给海军，父亲说，我的女儿不嫁给当官的。我自己说，我不嫁给文艺界的人，文艺界的人大都是风流的人。有好人，可以做朋友，但要我嫁给他我可不同意。我有好多别人写的信。我在美国念书时，劝过一个女同学。她拿给我许多男同学写给她的信，我说，给我看可以，但不要给别人看，尤其不要给男同学看。如果这样做，不是抬高了自己，而是反而让人看低了。
    李：想不到你这么“保守”！
    冰：一个人在感情方面一定得严肃些。好多文艺界的朋友，都是在这一关没有过去，文艺界的诱惑太多了。巴金一辈子很正直，不说假话，用情很专一。我认识的人中，有才、有情、有趣的都有，有的人只是有他自己的爱情，随意挥洒这种东西。巴金就从来没有这样。
    李：你是不是认为婚姻很复杂？
    冰：这个问题也不复杂，你心里有主见就不复杂。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心里简单就行了。
    李：看来你的心境已经成佛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