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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学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尽管这种特定的含义在理论上尚未做出全面的阐述。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于研究目的，无不具有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征，民族学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本土化的处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社会建设实践方面，成功地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确保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蔡元培、吴文藻等领导的专家队伍在1940年代开展民族调查和中国边政研究，形成了一批民族学成果；195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文献资料，这是中国民族学研究方面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发展中国民族学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此外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批专著。面对转型期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激烈碰撞，民间文学界的有识之士怀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发起一项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要将民间口传文化编成一套巨著——“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专著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专著。 民族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首先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植根于本土研究，就是民族学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情况以及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课题进行研究。由于国情不同、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不同，中国民族学自然就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在科学借鉴学习国外民族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民族学。在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体系。 具体来讲，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和国情。新世纪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农村职业农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等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新课题摆在民族学研究者的面前。由于中国民族学的起步较晚，我们没有古人传统的经验拿来做“母版”；中国国情的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来做“翻版”。因此，唯有根据时代的变化，结合中国的现实，植根于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书写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版”。 二、中国民族学应该直面现实，强化民族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回顾和总结中国民族学以前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又以什么样的眼界来瞻望未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当下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明确现阶段民族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运用已有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断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实践创新，不断拓展民族学研究的领域和民族学研究的深度，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