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先驱大多师从西方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学家。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应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民族学。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学从一开始就烙上了西方的印记，以至于有人讲中国民族学不过是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翻版。对此我们要冷静客观看待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学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早期实践过程中，最早是进行学科理论的翻译和引进，但这并不是“西化”的表现，因为在进行民族学文献和文物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充分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并且一直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举个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在我国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我们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性理论，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作为依据来指导我国的民族识别，虽然我们没有完全迷信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也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尽管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民族识别工作，尚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对中国各民族的自然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科学地确定民族成分和名称，这为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系统梳理民族学的理论和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上强调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因此，我们在新形势下要加强民族学研究，就不能自言自语，闭门造车，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国际上民族学的优秀成果。以往我们从国外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国外民族学理论对中国民族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曾经一度甚嚣尘上，几乎达到对中国民族学的全盘否定，企图用国外的族群理论代替中国的民族理论，用国外的族群政策代替中国的民族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就在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未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正如杨圣敏教授在《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首发式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学者有了发言机会，但我们在学界的真正影响仍比较小。近几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世界上的影响不大，而且我们所使用的主要理论都是西方人的。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此外，中国学科的界限划分不够清楚合理，导致学科研究不够规范。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水平。”[7] 在解读中国实践和社会发展、构建中国民族学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目前我国民族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相符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出了狭隘封闭的状态，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在学术成果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民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但是，我们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着力从民族和谐角度解释民族关系的相关事象；着力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积极参与世界民族问题研究。在国际讲坛上，不仅能发声，而且要发出言之有据的时代最强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积极加入国际性学术组织和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不仅要重视中国民族研究，还要因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强对世界民族特别是跨界民族的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世界性的民族学研究项目，增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发表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章，向国际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构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权。 总之，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经验和成果。从民族的角度看，因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各个民族的社会结构、心理意识、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与新世纪以前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便非常现实地摆到了中国民族学的面前。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依据中国民族的特点，结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加强中国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建设，不断完善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大厦，并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构建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07月23日。 参考文献：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新华网，(2016-05-18)[2017-04-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2]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张继焦.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热点议题和发展动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