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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世纪中期，民族志和民族学最初作为统一概念诞生于德国学界；19世纪，在其向全球扩散过程中分裂为以理论—经验形式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这种分裂关系的张力来源涉及概念本身对体质因素的包容以及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和诠释学方法论嵌入这一张力关系，一方面继承性地重构了分裂态势，另一方面激发了20世纪末致力于为这种张力关系提供根本释解的元理论和方法论尝试，民族学与民族志于这些尝试中重新融合并实现了其统一概念的再生产。民族学和民族志在西方世界的再生产逻辑为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超越理论—经验对立、平衡本土视野与他者目光、审视文化倾向过重的历史性偏离提供了历史参照。 关 键 词：民族学/民族志/再生产逻辑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研究”(项目编号：13BMZ064)和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研究基金(全通教育)一般项目“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与在线教育融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YB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有关“民族学”、“民族志”概念内涵的讨论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这一状况既涉及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学科元理论反思方面的进展，又与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该论题的历史性继承有关，尤其与德国学者近年来关于民族志和民族学之历史起源的重新发现与诠释有着密切联系。② 对于西方“民族学”(ethnology)而言，我国学界简单地使用了英美学界的通行做法，将其等同于美国文化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抑或它们的结合，即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对于西方“民族志”(ethnography)的通行理解，一般是一个从殖民时代讲起，到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科学规范，再到后现代反思的三段式叙事。③随着国际学界对民族志和民族学早期历史的发现，民族志和民族学不再被认为是19世纪殖民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发明，而是18世纪德意志的历史主义创造，后者于19世纪中期在西方世界扩展开来并具有了更为国际化的公共形象，诞生于20世纪初的我国民族学则更是这一创造与其国际化版本交融而生的历史性产物。 本文试图对民族志、民族学概念起源于德国，传播于欧洲大陆，兴盛于英美世界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由此初步揭示其对我国民族志、民族学发展的参照意义，反思目前我国学界对西方民族志和民族学的通行理解和处理策略中存在的问题。 一、作为统一概念的民族志与民族学：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末 关于民族志与民族学的构想诞生于18世纪。在那个时代，为科学命名一般要使用源于希腊语的词汇，但自信德语可以作为学术语言的德国历史学家在创造希腊语词汇ethnographia(1767)和ethnologia(1781)之前，便以德语Vlker-Beschreibung和Vlkerkunde来指称民族志和民族学。④德国历史学和地理学家缪勒(G.F.Müller)于其1740年的手稿中创造了Vlker-Beschreibung一词，用于指代“对当地人行为和习俗的描述”，亦即民族志。该手稿于18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问世从而被世人所知。⑤而民族志一词的另一种表达Ethnographie也于1771年在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施吕策(A.L.Schlzer)的作品中出现，同时，他也创造了民族学(Vlkerkunde)一词。⑥此后在欧洲大陆传播的过程中，民族学逐渐获得了ethnologia(1783)、ethnologie(1787)的指称，同时民族志概念也逐渐演变出ethnographia(1767)的形式。⑦ Vlker-Beschreibung与Vlkerkunde源于同一个德语词Vlker。Vlker表示复数意义的“族群”(即英语中的ethnic group)，与Beschreibung(描述、叙述、说明)组成“民族志”，表意对所有“族群”或“人”的“描述、叙述或说明”；与kunde(科学、研究)组成“民族学”，表意有关“族群的科学”。虽然德国早在15世纪中期就建立起民族主义的观念，但从词源上说，这里的族群并不具有地域或国别限制，亦不如我们对Vlkerkunde和Volkskunde的一般认识那样，即Vlkerkunde指的是对非西方、非欧洲、非德国族群的研究，而Volkskunde则是指对西方、欧洲、德国本国族群的研究。⑧实际上，Vlker与Volks只是德语中“族群”一词的单复数之分而已，前者表复数，与kunde结合起来指对所有族群的研究，后者作为单数形式与kunde构成对某一特定族群的研究。因此，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的原初含义至少在18世纪晚期尚未包含民族主义观念及由此而来的他者目光和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尔后于19世纪初期伴随着其在欧洲大陆、英美世界的扩展，这一状况才发生了改变。 作为受俄国指派参与西伯利亚考察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缪勒对民族志概念的定义即便倾向于对文化和习俗的描述，也包含着对于当地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关照，其中不仅包含对族群的描述，也涉及对不同族群的比较。曾经为缪勒工作并深入了解其作品的施吕策在学术化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时则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点。就此而论，刚刚诞生的民族志与民族学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它们仅仅是同一项事业的两个不同名称而已。这项事业在法国启蒙理性对普遍主义的追求、德国传统对人文历史的相对主义兴趣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付诸现实，而这些丰富思想来源的碰撞和融合为这项事业在此后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民族学对族群多样性的好奇心是在那个时代德国两种哲学立场的交互作用中，以及族群经验描述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德(Immanuel Kant)对人类抽象一致性的关注为民族学注入普遍主义基因，而赫尔德(J.G.Herder)则为民族学赋予相对主义灵感，继承双重思想遗产的民族学既关注人类的普遍性又关注不同族群生态的多样性，即民族志和民族学在其原初意义上便对任何文化多样性所可能导致的激进相对主义观念设置了普遍主义基础。⑨虽然赫尔德的观点在后来被激进的种族主义政治所引用，他也的确曾经对民族做出文明与否的二元分类，然而他的主张并未掺杂任何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赫尔德的观点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亦即强调经验观察和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而这也就从方法论上阻碍了激进种族主义理想的实现。赫尔德在一些经验描述性作品中表达了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看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当时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对不同族群进行严格区分的观念。⑩虽然这些作品在后来一般被称为不合规范的游记，并被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运用，但可以被视作民族志的早期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避免民族学陷入其概念中固有的德意志中心情怀的因素，还有源于比较语言学家的比较观(comparative view)以及对语言的重视。考虑到当时的语言学家们认为亚洲、非洲文明与语言具有优势性，民族学概念的语言学灵感也在民族学中嵌入了逆种族主义的观念。通过曾被称为天才语言学家的施吕策，德国在比较语言学领域将这些丰富积累融入民族学之中。(11)与这种对语言的热情相对照，对地理和物质境遇的强调亦成为民族学概念原初理解的一部分。作为施吕策的同事，德国历史学家加特雷(J.C.Gatterer)将民族志和民族学视为以地理环境为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那些因无文字历史而无法运用当时历史学方法来研究的族群来说更是如此，即对这些族群的历史研究是以其地理研究为补充来实现的。(12)由此，这种观点成为民族学生态视角的原初灵感，也为民族学对人类物质境遇的关注埋下了种子。 1783年，与施吕策相互欣赏的斯洛伐克历史学家科拉尔第一次给出了民族学研究(包含了民族志工作)的定义：“关于族群(ethnic group)和人的科学，或者说，它所研究的是各个族群的起源、语言、风俗以及制度，进而最终将它们纳入德国本土和历史传统的脉络中，以便更好地以不同族群和人的历史性特征来判断它们。”(13) 这一概念无疑表明了民族志和民族学以历史、语言、文化作为其概念对象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地位，同时也表达出自民族志和民族学诞生以来便以所有族群和全人类为经验对象，并且包含了对研究者自身和被研究者的双重内省式理解：该概念一方面保持了对研究者自身历史和文化境遇的反身性关注(“德国本土的历史和传统脉络”)，另一方面也对被研究者采取了相对主义的主位观点(“以不同族群和人的历史性特征来判断它们”)。虽然这种表述可能滑向以德国为核心逻辑的观念史框架，并且也的确在后来唤起了种族中心主义情绪，但这种可能性在此时并未实现。这一时期，民族志和民族学作为两个可供相互替代的用语迅速从哥廷根(Gttingen)学术圈扩散至整个德语世界及欧洲大陆和英语世界。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有两个重要倾向：一是体质因素在民族主义思潮与文化圈理论的共同作用下在民族学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导致民族志、民族学的分裂，而后又因学科版图的策略性安排被排除在民族学视野之外；二是种族主义在德国及西方世界范围内的抬头及相应而生的他者目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