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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反思中重构统一：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 (一)以主体性为核心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随着美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泛政治化动荡，英语学术界开始陷入认识论和实在论焦虑。这种焦虑在文化人类学界发轫于经验对象的他者目光，进而诱发人类学对主位—客位观点的区分，对当地人观点和意义的强调及对知识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公开承认。由此，不仅赋予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以优先权，并且在方法论意义上开拓了可供研究者探索自身主体性的内省空间，更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主体性关系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政治学解释。 哈里斯(M.Harris)借助语言学家派克(K.Pike)的有关理论发展出对民族志工作中客位(etics)与主位(emics)的区分，推动了民族志方法的变革，引发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内部有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进程中所处角色和地位的反思，产生出一批具有反思性意义的自白性作品；(39)同时，格尔茨(C.Geertz)对文化作为意义结构的主张和“深描”的方法论指导，为民族志和民族学工作赋予了新的含义。民族学不再是对某种真实做出结构性分析而是对意义世界的阐释，而民族志则为这一阐释事业服务，致力于对个案的深入描绘。他相信，只有通过详尽的民族志文本，研究者和读者才能更接近当地人对自身世界的主位理解——地方性知识。(40)虽然格尔茨的地方性概念一定程度上为审视横亘在民族学不同经验对象之间的异己区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立场并作为其后相关讨论的灵感来源，但格尔茨对民族志和民族学的重新定义，除了对传统见解的颠覆，更多的是在当时动荡的条件下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科学地位及民族志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尝试性维护。考虑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批判和反对声音的实证主义回应，这一点就更加令人信服。 对于格尔茨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阵营以及解释学内部一些曾经忠实于格尔茨的学者，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格尔茨对真实物质进程和权力关系的忽视以及文本意义上结构主义的倾向。(41)在格尔茨的“叛徒”中，拉宾诺(P.Rabinow)以激进的形式主张民族志撰写与阅读作为对话和交互过程的建构主义观点，(42)并且参与到了马尔库斯(G.Marcus)、费彻尔(M.Fischer)、克利福德(G.Clifford)的反思人类学事业中。(43)这些批评被整合入实验民族志的方法论框架，后者包含对个人情感、体验的人观民族志的承诺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整体进程的关照，并导向对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常识的批评。(44)在这种框架中，民族志表述的修辞与策略被极端强调并等同于民族志工作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对象。虽然它代表着一种取向包容多元声音、动态过程和不同呈现方式的努力，但在知识观念上实际意味着对民族志研究视野的窄化，这种窄化认识将民族学推向其原初的整体性版图中一个狭小的领域并与其他领域分裂。即便其所包含的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真实心理和情感体验的反思性强调可以被视为对人类物质面向的主观主义关照，最终亦只能将人类学统一事业寄托于对公共事业的实用主义追求。上述事实蕴含着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命题，亦即以不确定的后现代姿态标榜自身的实验民族志实际上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方法论塑造着关于民族学愈发狭窄的内省式、确定的理解，而这种理解距离民族志和民族学的原初概念本身已甚为遥远。它虽然继承了德国传统关于相对论和反思性的深刻立场，却未把德国传统中对人类物质境遇的考察涵盖进来，而仅仅以政治经济学对物质进程的唯心主义阐释和无限的认识论忧郁作为补偿性手段。换言之，肇始于哈里斯、格尔茨并由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反思人类学，就其理论本身而言，不仅没能对人类学的他者目光进行彻底超越，反而以主体性为中介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进了颇具浪漫色彩的符号学阐释，后者虽然代表了文化人类学反思进展的重要方向并激发了其他灵感，却因其主观主义倾向将已近枯竭的民族学概念对象及民族志方法论推向无底的认识论深渊。 (二)重新融合：全球时空中原初构想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至今) 后现代学者对传统民族志方法论发起的挑战，其最值得称道的功绩显然并非其破坏性和争议性，而在于以一种反思性方式推动了民族志实践者的多样化尝试。这些尝试伴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促使自19世纪初便融入民族学框架中的他者目光从民族主义的阴霾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并非仅仅是指后现代民族志研究者对自身经历的反省或自我批评，也非拉宾诺意义上的我—他对话，而是将研究者自身的处境与被研究者置身的境遇视为同一个世界的多元构成，将不同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的区域理论化为相互渗透的区域性地方。该策略在1987年于圣安德鲁斯召开的一次社会人类学研讨会上被共同关注，并由理查德·法尔顿(R.Fardon)在其编纂的会议论文集中加以明确，(45)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成为民族志方法论讨论及民族志比较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46)除全球化带来的空间结构变迁之外，推动这一进展的力量涉及现代性的整体谋划及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无论是考察外部世界和全球性对特定地方世界的侵袭和影响，(47)还是关注从微观小世界的地方性社区来参与并嵌入全球现代性的宏观格局，(48)民族志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将地方世界的全球性语境构想为民族志不可或缺的要素，(49)并将该语境同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分析相结合，在重构他者目光及民族志研究经验对象的同时，保持了民族志在其诞生之初便具有的反思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视野贯穿于对地方性社区的考察，即便研究者没有遵循多点民族志的比较性方法论，其民族志作品也充满了“多重地域意象”(multi-sited imaginary)并因此拥有了民族学的理论关怀与分析视野，(50)民族志与民族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经历了大约150年的分裂之后重新归于融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语世界民族学的另一个特征则是由研究者群体日益壮大，以及专业分工逐渐细化带来的学科专门化和碎片化：以不同经验对象为边界，研究者们逐渐组建起类似无形学院的小圈子，并在专业协会和学校的学科建制上寻求合法性认同。将研究对象本身作为边界的做法，一方面使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因同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而与日益专业化并向基因研究拓展的体质人类学渐行渐远；(51)另一方面给予民族学在疾病健康、科学技术、文化研究等方面与拥有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考古学和关注人类体质面向的生物人类学展开合作的机会。(52)也正是在后者的积极尝试中，体质、地理、物质文化等有关人类物质境遇的关怀与符号、象征、文化行动的非物质构想重新结合于民族学的概念对象——对某一特定议题中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进而，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生物—社会理论也逐渐成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志调查的有效原则之一。(53)与地理和物质因素构成民族学原初概念的逻辑以及体质因素在德国早期理论中的存在方式相同，物质境遇作为不可忽视的部分重回民族学版图，并非完全是由学科内部生态和外部条件变迁导致的实用性追求所推动，而是出于对人类生存境况的理论关怀与方法论需要，更表明一种关于民族学和民族志本体论思考的回归。(54)而当这种对物质境遇重新作为民族学研究概念对象的召唤，与民族志经验对象及他者目光的重构相结合并得到系统阐述之时，一种虽然极为晚近却更接近18世纪和19世纪原初内涵的民族学/民族志概念便由此诞生，该概念将人之社会性与生物性共同置于人类生存境遇的遭遇和因应之中，(55)进而有效弥合了民族学和民族志之间最初由体质因素的取舍所引发的持续性张力。考虑到该概念所具有的学理合法性及对各具体领域研究者的吸引力，即便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者并不完全承认其地位，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其框架内的具体工作。就此而论，民族志和民族学在西方世界经历数百年的漂泊沉浮，呈现着分合起承的动态关系，于种族主义外部条件与派系主义内部生态的复杂历史脉络中变换着概念对象的维度与经验对象的范围，最终在晚近时期以更为精致的方式表达了其最初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