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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分析与中国关怀 纵观民族学和民族志270余年的历史演进，其所呈现出的乃是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融合的过程。当Vlker-Beschreibung一词于1740年在德语作品中出现时，有关民族志和民族学早期学理构想被描绘为将人类社会文化与物质境况作为自身的概念对象，而将所有人群和族群作为经验对象来加以研究。最初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补充而提出的民族学和民族志，因德国学者对人类文化及物质境遇的整体性关注而包含了对人类体质因素的考察。随着种族主义于19世纪初在西方国家的抬头，包含了体质因素的民族学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开始卷入外部政治与内部派系主义的纷争之中：首先，由于学科内部存在对种族主义的两种不同策略，民族志与民族学以是否包含体质因素而发生派系分裂，即便体质因素作为分裂边界在此后不复存在，这种分裂状态也通过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经验—理论两种研究路径分野的确认而被继承下来；同时，因服从种族主义的政治安排，民族学和民族志逐渐拥有他者目光，将经验对象进行己文化—异文化的区分，尽管这种目光在历史特殊主义的价值框架中被赋予浪漫色彩，它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民族学和民族志将异文化人群视为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为核心的经验对象，这种设置不但抛弃了本土族群作为民族学研究广阔空间的潜力，更为种族藩篱作为民族志应用的合法扩展以及民族学理论的多向演进的持续性阻碍提供了支持；此外，由于应用人类学与民族学在体质研究上的冲突以及后者在这场冲突中的退却，民族学的概念对象被逐渐策略性地安排为除体质因素外的其他领域，这一结果随后在博厄斯与进化论的派系斗争中被进一步强化，随着相对主义立场对“野蛮社会”之独特历史和文化合理性的确认，一切物质因素在民族学框架中的地位都不再必要，民族学被等同于社会文化人类学，亦即专门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科学。 这些因外部条件、社会处境或价值分殊对学科的知识观念、研究对象进行权宜性安排的做法充满着逻辑上的断裂和学理上的空白，因而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酿成了后现代理论的爆发。然而，以象征理论为起点的众多反思性见解不仅以符号学方式再生产出严格的异己区分，更因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和印象派倾向进一步窄化了民族学的概念对象，削弱了民族学关于人类生存境况整体性关怀的学科宏景，进而使堕入认识论忧郁的民族志在支撑这一宏景时显得愈发无力，该窘境理所当然地激发了许多针对后现代理论的尝试性回应。这些回应一方面将地方性社区纳入全球性的复杂框架中加以考察，从而重构了民族学的他者目光，使民族学的经验对象超越了种族藩篱而具有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学理合法性，同时也在方法论意义上为具体民族志考察赋予多重地域意象的比较视野，进而将民族学理论研究与民族志经验考察融于一体；另一方面在学科的分工与合作中积极谋求对人类生存境况物质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共同理解，使民族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对象通过精致的理论表达，重新包含了那些在历史发展中由学科内外部生态条件而被摒弃的要素。 如果将上述过程理解为民族学和民族志原初概念的再生产，那么为这一再生产提供持久动力的元问题则指向民族学和民族志概念对象的包容性和经验对象的区分性，嵌入这两个元问题之间的则是民族学和民族志的方法论嬗变：以是否包容体质因素为边界而发生最初分裂的民族学和民族志，经由方法论实证主义的强化被隔离为理论—经验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随后又在种族主义的他者目光中区分了经验对象的异己边界，即便这—边界被科学的历史特殊论和解释学描绘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浪漫图景，它也的确持续地阻碍着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有效进展，并且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中导向了对民族学、民族志概念对象的彻底窄化和方法论上的枯竭，进而最终引发了对民族学和民族志元理论和方法论重构的全面性尝试。这些尝试致力于恢复民族学概念的完整包容性并为顽固的经验区分提供根本疗救，在实现自身的同时，完成了对民族学和民族志的精致融合。 对民族学和民族志概念再生产逻辑的揭示极易招致一种朴素的质疑，亦即认为民族学和民族志近三个世纪的进展不过是在历史的泥淖中兜圈子。考虑到这个圈子中所迸发出的多元可能性，以及其终点以学理化方式确证起点丰富灵感的事实，这一质疑便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与这种质疑相反，本文认为，民族学和民族志统一概念的再生产逻辑不仅为西方民族学自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历史遗产，同时为我国民族学研究者关照自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历史参照：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可在追溯学理的历史合法性方向上进行，并且将这种合法性放置在由概念包容性、经验区分性及方法论嵌入三者构成的动力机构中来考察。 事实上，自蔡元培于1926年从德国学成回归并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以来，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同样被持续地置于理论和经验二元体系的两端。(56)而就经验对象的区分性而言，我国民族学有其作为少数民族研究的独特属性。考虑到我国本土研究的传统，(57)以他者目光为核心的经验区分与其说是既存于我国民族学知识观念中的“痼疾”，不如说是在晚近时期才融入其中的新要素。就此而论，我国学者近年来有关海外民族志的理论兴趣与实践推进(58)都表达了与这一论题相关的学术敏感，这与西方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者在晚近时期的努力方向相一致，虽然这种敏感与作为西方种族主义的政治无关。但是，我们确实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民族学根深蒂固的本土视野与弥散于西方民族学历史进程中的扩张性他者角色之间的张力，后者可能导致我们在扩展经验研究对象和强调海外民族志的同时，陷入“文化族群识别”的历史窠臼以及国族主义的二元分类或某种中心主义情绪，(59)对中国作为世界共同体讲述者角色的追求也有可能因他者目光的阴霾而在不经意间招致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志实践被误导，从而割裂和窄化我国民族学的研究空间。 同时，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在概念包容性议题上具有强烈文化倾向的先天基因。与包含丰富历史遗产的西方民族学和民族志概念不同，我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是德国民族学与英语世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性定义，这种深刻受到德国传统影响并被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所继承的文化概念，与中国关于民族史和官方民族志档案的丰富遗产相结合，使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志从最初便具有浓厚的历史主义特点而忽视了对非历史、非文化要素的关注，进而“完美地重现了”有关民族学和民族志在文化意义上一致却在学理意义上割裂的关系。(60)虽然近来学者们对环境、生态与地理条件、聚落形态与物质文化等有关人类物质境遇的要素的关注日益强烈，(61)但鲜有基于中国民族学发展脉络的分析与反思。相对于上述因素，作为人类重要物质构成的体质因素在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框架中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即便是直接处理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相关议题的医学人类学，也甚少将体质和生物性要素置于同社会文化变量同等的位置加以分析，而仅仅是将人类的身体视作文化表达或政治经济进程的生产中介。这种尴尬境遇可能与我国学者有关民族志经验对象的讨论有关：对经验对象的文化性定义导致民族学被构想和实践为有关文化群的研究，忽视了民族学和民族志早期作为对地理学的补充而诞生并包含体质因素的事实，也在不经意间承认了将体质因素作为一个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要素的历史性删除。 换言之，民族学和民族志西方语境的张力来源也同样历史地深嵌在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的发展脉络中，考虑到我国近代以来参与世界进程的复杂轨迹、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及其社会科学实践的实用主义取向，张力关系中多元机构与具体时空设置的历史勾连必然产生更为激烈的挑战和更加丰富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民族学和民族志的西方历史脉络作为审视中国民族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镜鉴，在对民族学和民族志西方早期历史的补充和理解的基础上，厘清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概念的再生产逻辑。这是我国民族学发现其可能的历史缺陷并修正其偏离性设置的基础性前提，亦是发掘我国民族学历史遗产并将之贡献于世界的有效途径。这项指向中西民族学史条理性分析的紧迫议题是中国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志描述作为人类共同体参与者和讲述者角色不可或缺的支撑，也是中国学界与西方民族学展开对话并建构中国民族学世界意识的元理论条件，有待学界做出更为积极的多重探索。 作者简介：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天津市 300350；袁兆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市 1000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