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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志与民族学的双重分裂：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 (一)体质因素的初现及民族志与民族学概念的分离(19世纪初至60年代) 伴随着19世纪初民族主义在大多数国家的抬头，民族志和民族学在从德语学术圈向外扩散的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变化：首先，德语学术圈内部Vlkerkunde和Volkskunde被逐渐用于分别指代对非西方、非欧洲、非德国族群的民族学研究和对西方、欧洲、德国的民俗学研究，自此之后的民族志与民族学均拥有了一种他者的目光，开始以异民族为主要经验研究对象，这是民族主义思潮对民族研究最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1818年，斯洛伐克学者查普洛夫克斯(J.Csaplovícs)在匈牙利使用Vlker一词时将其定义为由“语言、体质和道德倾向”区分的族群，这种变化在1839年成立的法国巴黎民族学会中得以成为公开的现实。(14)作为该学会建立者的爱德华兹(W.F.Edwards)将民族学的研究目标定义为对族群体质、智识与道德、语言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这意味着体质因素已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对象被提出。考虑到1843年建立的英国伦敦民族学会与1842年建立的美国民族学会(纽约)是以法国巴黎民族学会为蓝本，我们便不难得知民族学是以何种形式扩张至世界学术界的。实际上，直到1834年，ethnology一词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学者的论著中，而ethnography则是在1845年才以其形容词形式(ethnographical)出现在大英博物馆的一次官方报道中。(15) 相较于民族学朝地理、历史、语言、体质的综合性研究转变，民族志概念却没有相应变化或至少并未在同等程度上受体质因素的影响，进而，它与民族学成为一对相关却不相同的专业领域，以至于在19世纪50年代，一些专门的民族志学会作为独立于民族学学会的机构在荷兰(1851)、法国(1859)等地相继成立。此时的民族志，依然是以不同族群的地理和语言为主要取向的比较研究，这与民族学的种族性进展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在德语学术圈的原初定义中被视为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述的民族志与民族学，以是否以体质因素作为重要甚至核心框架为界限，分裂成相互对应的两个概念。 事实上，强调体质因素的民族学概念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称谓。早在民族志和民族学诞生的18世纪中晚期，赫尔德便同康德一样发展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学的整体性科学——实用人类学(pragmatische anthropologie)。它将有关人类的自然科学与历史视野相结合，以人类朝共同方向的演化为基本假设，处理有关人类进化、种族关系以及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民族学对体质因素的包含而使其自身与人类学发生了冲撞，以至于美国民族学泰斗布林顿(D.G.Brinton)将民族志和民族学定义为“地理的和描述的人类学”(geographic and descriptive anthropology)，从而与作为“人类躯体学”的体质人类学相区分；(16)同样的问题使巴黎民族学会于1859年分裂为专门从事体质研究的巴黎人类学会和从事文化研究的民族学会，而伦敦人类学会也于1863年以独立于民族学会的面貌出现，在美国这一分裂过程则于1879年促成华盛顿人类学会成立。(17)也就是说，自19世纪中期之后，民族学在世界范围内同体质研究逐渐分离并发展为一个以族群文化生态为其专门概念对象的学科。当地理因素也逐渐被文化和社会理论所忽视时，人类生存境况的物质性便不再被视为民族学的概念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体质研究虽然为族群的种族主义区分提供了基础，但实际上它与种族主义并没有天然的一致性。与进化论风靡英语世界的情况不同，受惠于人文历史主义传统的德国民族学一直以文化圈和传播理论为主流，即便是曾经主导德国体质研究的菲尔绍(R.Virchow)实际上也继承了魏茨(T.Waitz)关于人类同源于统一血统的理论立场——虽然将人类体质因素纳入考量框架，但将其位置于文化和物质境遇之下。该立场在《人类学概论》中表述无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泰勒的进化论立场。(18)也就是说，即便体质因素在民族学的概念对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确与种族主义有关，但这一结果更多的是一种知识逻辑的延展而非社会或政治过程的后果；而对民族学作为文化生态科学并摒弃体质面向则是因为人类学、民族学版图冲突所导致的策略性安排。因此，德语学术圈在19世纪中期对民族志和民族学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学科的策略性安排，在于对民族志、民族学概念的方法论分离。作为曾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两位学者，对德语民族学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菲尔绍与巴斯蒂安(A.Bastian)所倡导的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他们主张在民族志的严格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类和概括。(19)这种观点使民族学具有了一种理论性意涵而与经验性的民族志相对立，而民族志则愈发倾向于资料的收集和展示而与进化论和传播论的观念史工作相对立。后来，与德语学术圈交流密切的泰勒(E.Tylor)、摩尔根(L.H.Morgan)以及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的博厄斯(F.Boas)将民族志与民族学的这种方法论分离有意无意地带到了英语世界，并成为世界学术界的共识。 因此，即便体质因素由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术分工不再是民族学与民族志相互独立的积极动因，民族志与民族学也成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以经验—理论的二元区分形式延续至晚近时期。 (二)他者边界的确立与民族学称谓的式微(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 19世纪中期以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大陆转向英语世界，作为民族志和民族学概念源头的德语文化圈，虽然在理论上并未导向任何一种明显的种族主义，甚至以多种形式反对进化论观点，但强烈的种族和殖民主义思潮还是左右了人们对民族志和民族学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体质、器物、地理条件等物质因素作为概念对象被纳入民族志资料收集和民族学比较的框架；随着将经验对象等同于异民族(在这一时期往往更具贬义)的他者倾向被逐渐强化，民族志(Vlker-Beschreibung)和民族学(Vlkerkunde)也最终被确定地理解为英语词源的概念ethnography与ethnology，而Volkskunde一词也由此更多地被理解为以西方、本土民族为经验对象的民俗学。 作为德语学者所创造的希腊语词汇ethnographia和ethnologia的英语版本，ethnography与ethnology同属于一个希腊语来源éthnos，用于指称野蛮的异教徒。在公元前3世纪的《旧约圣经》(The Old Testament)希腊文译本中，该词的派生词ethnikós被用于表达希伯来语中的异教徒，亦即野蛮人，这便是英语语言在ethno及ethnic等相关词汇中所最初继承来的含义，由此才有英国喜剧作家尤德尔(Nicholas Udall)在其1545年所翻译的《新约释义》(Paraphrase of Erasmus)中使用的“一个蛮族与一个异教徒国王”(an ethnic and a paganking)的说法，甚至有早期的语源学家认为，英语中的“异教徒、野蛮人”(heathen)就是来自于éthnos。(20)根据西蒙(T.W.Simon)的有关研究，希腊语中的éthnos最初可指代任何(甚至是非人类的)群体，例如，荷马所使用的“一群朋友”或“一群蜜蜂”等，但逐渐被用来指代那些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chaotic group)，最后指称与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相对的野蛮人。(21) 民族志(ethnography)便是éthnos与希腊语gráphein的结合，gráphein一词最初意为“乱写乱刻”(scratch，从而与英文carve有词源学联系)，亦即用笔在泥版上刻画。随着书写技术的发展，该词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写”(write)并以构词成分-graphos的形式对英语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22)因此，从词源上看，ethnography一词最初的含义便是暗指对野蛮族群的记录与书写。而民族学(ethnology)则是éthnos与希腊语lógos结合而成，lógos既可表示“讲，说”，又可表示“推理，计算”之意，在英语后缀-logy中所包含的意思更倾向于前者，亦即“话语”，进而引申为一个人投注其中的学科或专门处理某个特定主题对象的研究。(23)由此，ethnology的词源学含义为“讲述并研究野蛮民族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