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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溯源与现实考量：内源动力结构的构建 (一)社会发展内源动力的学术讨论 社会如何运行②[5](P.55)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特定问题，也是社会学学科涉及的重要研究领域，功能论和冲突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功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他从系统和均衡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变迁的根源在于行动系统之间交换的信息与能量的过剩或供给不足，会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再调整；社会冲突理论以科塞、达伦多夫为代表，该理论打破了功能主义关于整合与静态社会的乌托邦幻想，将权力和权威在不同人群间的竞争引发的冲突当作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6](P.40,172-176)。在发展占据主流话语权之后，社会如何发展成为新的命题，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动力与发展途径成为这一命题的基本要素。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如何推进现代化成为社会热点，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社会发展动力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从理论的建构来看，可以《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为代表。郑杭生与李强等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切入，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社会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将社会动力系统分为社会运行动力机制的内核结构和外围结构两部分。内核结构由动力源、动力方向、动力贮存体和社会行动构成，外围结构则由动力主体、动力传递媒介和动力受体构成。就动力源的不同，可以把动力分为原生动力和次生性动力两种类型，前者产生于人们的内在需求，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一般起主导作用的动力；后者由其他动力主体传导而来，两者也可以分别视为动力利用主体的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7](P.366-383)该研究对本文探讨的主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提出了一种动力发生的完整链条，即“动力源的开发—动力转化—动力培育—动力分配—动力反馈”，需要(动力源)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运行的动力；二是认为动力能够通过利益、文化和信息的传导，在不同动力主体中进行传递和整合。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看，周大鸣等的《寻求内源发展》和刘敏的《山村社会》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种学科的研究志趣，将抽象的理论应用到乡村社会的现实发展中，进而为理论的升华提供了现实养分。周大鸣等认为，内源式发展有三重含义，(1)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和需要；(2)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3)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必须处理好人与社会、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系。[8](P.10)他们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实践出发，探讨内源式发展的具体路径，尤其强调参与式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本开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刘敏以小西岔村为例，探讨西部黄土高原上一个山村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他将山村社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认为内源动力是山村社会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其主体性动力、经济性动力、组织性动力和自然力等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得到释放，促成了改革开放后山村社会的快速发展。除了社区内部力量的启动和组合外，外部力量(如制度、政策、法律、市场和城市)的拉动和挤压也不可或缺，内外源动力的聚合和转换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他还将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要素概括为四种：人、自然要素、文化和社区组织。[9](P.162-167,186-192)岳天明在刘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民族乡村发展不仅需要实现内外源动力的聚合，同时还需要不同内源动力的聚合与外源动力的最大化，进而把由上而下的社会吸纳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作为实现动力聚合的突破口。结合实地调研，他将民族乡村发展的内源动力要素概括为民族成员的社会需要、相互竞争的社会态度、现实利益、社区凝聚力、社区成员的文化素质、社区资本、村庄能人的帮扶、宗教领袖的协助等。[10] 上述社会运行及乡村社会内源动力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结构解析 我们将刘敏关于内源动力四要素的观点应用到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做进一步的解读：(1)人，即人口较少民族的成员，是发展的真正主体，其需要也是发展的原动力；(2)自然要素，指人口较少民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及附着的土地、水、矿藏等各种资源；(3)文化，既包括普同性的现代科学文化，又包括独特的民族文化即地方性知识；(4)组织，泛指村庄内部的各种组织形式，包括基层组织、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内源动力要素并非简单地排列和孤立地运行，只有在互动与整合中才能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其中，民族成员是民族存在的实体，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的灵魂所在，因此，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内源动力各要素的互动应围绕这两个关键因素展开，组成不同的动力结构： 第一，人与自然的互动。指人口较少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适应自然而创造出的生存模式和文化模式；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或利或弊的影响，环境的改善或破坏进而反作用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对发展的持续性带来挑战。 第二，人与文化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民族成员对科学文化知识和本民族文化的掌握和利用程度，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成员的人力资本储备状况；以及民族文化对民族成员观念与行为的制约，如传统信仰及价值观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的行动逻辑，在个人的需要指向与满足程度上亦有所不同。 第三，人与组织的互动。一方面，农牧民合作组织可以解决分散的个体在行动中的一致性问题，提高农牧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话语权缺失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农牧民将凝聚为村庄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的差别模塑着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而各民族在适应其环境时会有文化面貌的调整[11]。因此，探寻人口较少民族内源式发展的具体路径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第五，文化与组织的互动。一方面，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组织资源，如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婚姻圈等，为农牧民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传统组织资源内部的互惠机制降低了合作组织建立的信任成本，有利于加强农牧民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能够为社区组织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转化为发展的机会和经济资本。 因此，要激发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必须从其内源动力要素的互动入手，在动力结构中谋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