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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扶持、社会助力与农民行动：激发内源动力的具体路径 “乡村社会的兴衰总是市场、政府和农民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2]市场是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外源动力之一，它在调节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之后。然而，无论作为制度或组织形式，市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代表主体，加之农村市场中存在的不对称性、不稳定性和不完备性的特征，在资本的作用下，市场具有将乡村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资本化的倾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乡村形成冲击[13]。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讨论参与市场的各种主体——这里主要指政府、社会和农民三种主体力量的互动与聚合，以及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动力从外源向内源转换的具体路径。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内外源三种动力主体 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中，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参与是其外源动力，农牧民的行动是内源动力，三种动力主体地位不同，作用也不同。 第一，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在行动中的强制性使其成为乡村发展中最重要的外源动力，也是启动内源动力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1)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凭借制度的强制力，“将农村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既是一种新政策、新制度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争取新政策、新制度得到共识的策略”[14](P.321)。近十余年来，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给予了高度重视。(2)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的投资是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尤其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牧民普遍贫困的状态使其无能为力，企业等社会组织也因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回报率低、速度慢，积极性不高。③(3)规划和引导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秩序。(4)从政策与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引导农民的需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需顺应新常态的新要求，从政策供给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供给侧改革，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满足农牧民的需求，并创造农牧民自我发展的新需求，发挥需要在发展中的原动力作用，以需要引领发展。 第二，社会。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智力或技术团体等，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利用他们的优势，不仅可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包括民族特色产品、民族旅游的开发和利用等)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可以为村庄的发展提供多元的社会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的一个软肋，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因成本高、效率低、内容与形式单调难以满足农牧民的需求，还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事实上，除了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部分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部门以外，完全可以采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由其他社会力量向人口较少民族乡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政府只需要承担监督的职责，这样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减轻政府负担，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这在英美等国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15]。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参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16]。 第三，农民。“农民行动”这一概念在乡村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却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从毛丹、贺雪峰等学者对农民行动的运用来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农民行动是一种社会行为，它不是农民个体行为的简单集合，但可以表现为农民个体的行为或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的行为④[17]；二是这种社会行为以农民为主体，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农民是提高人口较少民族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目标和最终落脚点，必须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避免政府和社会的越俎代庖；三是不同的场域下，农民行动逻辑有较大的差别，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必须尊重这些差异，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 (二)需要引导与目标整合：三种动力的聚合 政府、社会、农民三种动力主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力量，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作用于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因此，必须要联合这三种动力，以农牧民的需要为引导，以共同的目标凝聚起来，统一于提升人口较少民族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行动中。 需要是人的天性，也是推进个体发展的动力，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认为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自动出现，然而，高层次的需要相较于低层次的需要更加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导致其较难辨清，“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被误解[18](P.18-29,73)。因此，政府与社会应积极引导农牧民的需要，通过大众媒介及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不至于完全被城市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吞噬，为乡村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留出空间。 目标整合是定向聚合的一种形式，强调各主体服从于共同的目标，使其活动协调一致，从而产生最大合力。[9](P.176)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中，政府、社会与农牧民的活动应以激发其内源动力，进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中心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方面。民族文化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意义不仅表现为文化的资本化，更重要的是在其意义体系和情感模式中选择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才能改变越扶越贫、越扶越依赖政府的恶性循环，从而为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因此，提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使地方性知识获得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19]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的目标。政府的扶持必须以尊重农牧民的主体意识为前提，以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和传承为目标；以高校知识分子或智力集团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要致力于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研究和宣传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以其资金、技术投入到民族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利用中。总之，政府和社会力量对民族文化的扶持和助力，能够增强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其文化自信，从而为民族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第二，在培育人力资本方面。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不再是古典概念中单纯的体力劳动能力，个体劳动者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体能(如健康状况)的经济价值——即人力资本——得到重视，这是嵌入到劳动者体内的追加价值。[20](P.9)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保障。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因此，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成为培育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它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两部分，就学校教育而言，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师资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职业技能教育除政府办学外，还可通过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等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农牧民，农牧民则会在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自我实现的吸引下，主动接受教育，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做好服务于乡村的素质准备。 第三，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它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表现为以社会关系为媒介，可以使用其他行动者的资源。[20](P.23)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和社区两种层面，它对社区发展的意义在于信息的获取和行动一致性的协调，以及降低社会信任的成本。然而，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明显不足：一是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与其他地区、民族的交往较少；二是由社会资本的本性导致的，即互惠关系的建立具有选择性，人们更加倾向于将能够提供预期回报的人纳入圈子，投资贫困群体的预期回报率较低，使其在没有其他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很难积累社会资本[21]。所以，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比如中央政府的对口支援、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及“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⑤等，一些社会组织、企业也可以在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与较高层次的经济群体之间牵线搭桥。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以提升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物资或资金输入，滋长部分农牧民“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第四，在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方面。农民组织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一，[22]要实现中国农村经济的再次飞跃，需要土地、组织、技术和资金要素的适度规模化[23]。其中，农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是推进其他要素规模化的有效途径。贺雪峰认为，农民合作组织不仅是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的需要，在村庄社会秩序再生产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乡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有乡村精英领办型、集体经济依托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创办型和国际项目示范型等五种构建模式，[25](P.71-88)就其动力来源看，他们分别是农牧民主导、社会力量主导和政府力量主导。此外，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农牧民组织除了有能人带动和经济需要的协调外，还有独特的组织资源可资利用，如传统的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婚姻圈，利用血缘、姻缘和共同的信仰将农牧民联接在一起，而且三种组织形式相互交织，形成紧密又独具特色的“自己人”结构，是农民合作的有效组织形式。 第五，在发展民族创意文化产业方面。“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扶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这既是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又是创新扶贫开发方式的重要途径。人口较少民族虽然人口少、根基弱，但文化悠久、特色鲜明，民族创意文化产品能够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开发价值。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开发包含原材料的供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经营等诸多环节[26]，与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状况也有紧密联系，这远远超出农牧民的力量范围。因此，在民族创意文化产业的开发上，需要政府帮助农牧民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并帮助其拓展市场(如提供“互联网+”的销售平台)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而民族创意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最终依靠农牧民在利益引导下的积极“行动”。 第六，在培养村庄精英方面。村庄精英一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宗教精英等，他们对村庄发展的助力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一，凭借其掌握的资源服务乡村，如捐资助学、修路等；其二，经济精英作为先富起来的能人，是普通村民学习、模仿的榜样。但是，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精英数量少、力量弱，因此，政府要通过扶持，加速村庄精英的成长，如通过发展教育，使之获取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信贷的力度，将一些养殖大户、种植大户培养成村庄的精英⑥[27]，进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村庄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在民族乡村社会发展中，内外源动力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外源动力是激发内源动力的手段，内源动力是发展的根本，实现外源动力主导向内源动力扩张的转换成为发展的关键。一般而言，内源动力的成长要经历从启动到生长再到扩张的过程，也是外源动力从主导到辅助再到逐渐退出的过程。而目前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中，内源动力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加速内源动力的成长，必须从内源动力结构入手，发挥政府、社会与农牧民三种行动主体的不同作用，其中，政府扶持是基础，是最可靠的保障，社会助力是助推器，是不可缺少的羽翼，农民“行动”是核心，是发展的承载者。因此，实现三种主体动力的互动与聚合，激活内源动力，提高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才是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从根本上脱离贫困，走向小康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 2016-05-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