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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的藏族部落就已和中国境内河湟地区人群有了一定交往；吐蕃王朝对于中原先进文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吐蕃分裂割据时期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藏族各部已隶属于中国宋王朝。西藏在元朝完全归属中央政权，其实就是藏民族经过长期交往所达成的一种对同根同源文化的最终认同。 【关键词】藏族族源爱国主义传统国家认同 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就是藏汉蒙回等多个民族长期参与创造的，是包括具有历史厚重的高原文明在内的多元一体文明。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用国体意义上的‘中国’去指称当时的政权，就是用后来‘中国’政权的观念去指称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就应该包括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各个政权”①。要分析评价多民族共同体中的某个民族对于国家的历史贡献，就必须全面考察这一民族共同体从一开始产生至今的所有文明创造，就必须涵盖该民族对于构成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民族的影响作用。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藏族的爱国主义探讨大多集中在元代以后。历史是连续的，元代以前藏民族对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和靠拢是不容忽视的。总结元代以前西藏儿女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爱国意识，对理解元代以后藏族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铺垫和佐证，对于境内外分裂势力图谋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图谋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击。 从族源上看，藏族先民是华夏文明最早缔造者之一 有关藏族族源一说，理论界向来众说纷纭。直到21世纪初，理论界才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藏族族源既有本土性，又有外来民族（中国境内民族）的成分，形成“混合说”。诚如藏学家格勒指出的，“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型的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点”。②藏族先民的混合型血缘和文化多重性本就包含了早期民族融合的太多内容。不管是藏族源于土著、北胡和氐羌的高原土著与外来华夏民族的混合说，还是高原土著“穆”“恰”融合说③或“青藏高原先民说”④，其中所言参与融合的汉、胡、羌、藏、彝、纳西等几十个民族都早已成为现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格勒教授进一步指出，“炎帝族、黄帝族、夏族、周族等同为羌系民族，当他们先后迁居中原地区融合为华夏（汉族前身）后，共同创造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⑤。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已证明，藏族先民当时已具备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据史书记载，约4000～3000年前，拉萨北郊曲贡、林芝、琼结县等地有古人类活动，住地穴，会制作石器、骨器、陶器，陶罐上有图案纹饰，建石棺墓，从事采集，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⑥）从民族的衍生发展和社会贡献看，藏族先民都是华夏文明最早缔造者之一。 对于爱国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人分析指出，“过去，我们对和平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这同我们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只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关”，“改造河山，建设祖国，是爱国主义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它要求人们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汗水，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要求人们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⑦。藏族先民要在高海拔、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高原进行生产生活，更需要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它是藏族先民对中华文明创造的一种贡献，更是他们朴素的爱国传统的一种具体体现。 “藏源于羌说”和“羌源于藏说”之所以争论较为激烈，问题其实就在于羌藏两族古时交往或融合得太过于频繁。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前，青藏高原活动着许多部族。除山南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外，还有阿里地区的象雄部、藏北羌塘高原的苏毗两大部族，另外河湟地区还有党项、白兰等部族。这些部族后来大多融入吐蕃王朝，成为现在的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探讨早期藏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的创造和贡献，就必须包括这些当初生活在高原上的重要部族。高原部落，尤其是雅砻部落作为当时地处高原的重要部族，曾经积淀了太多的高原民族也就是今天藏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和精华，这些部族的创造精神对于我们研究吐蕃王朝创立前藏民族先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重要，对于洞悉他们进入吐蕃王朝时期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苏毗部族在归属吐蕃前后，跟汉地中原多有联系，后其王子率部归唐，被赐李姓。象雄等部落对于早期的高原及其周边文明和中原文明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从以上对藏民族吐蕃王朝建立前的氏族部落的发展来分析，诸多的高原部落在其形成、发展和分裂过程中，对于中国古代中原文明及西北、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疆域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唐朝初年，唐蕃之间是一种既非臣属又非完全对立的双边关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是对等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安史之乱前唐高蕃低）。在此情形之下，藏族民众就很自然形成了对吐蕃王朝的拥戴支持和认同靠近，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的带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传统。正如有人总结指出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十分广泛的。爱国主义的初始形态，主要表现为古代社会的忠君意识和民族意识”⑧。近代中国境内各民族自觉迸发的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对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沉淀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自觉整合。 在松赞干布时期，虽说也有唐蕃交往之初的战争形式，但是双方都是以战促和，从而就有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在吐蕃三次请婚，大唐击败吐蕃为示友好才允婚的情形之下，松赞干布率其部，亲迎于河源，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对于以唐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无比仰慕心理，大昭寺前唐蕃会盟碑碑文中就有体现。至于太宗伐辽禄东赞来贺、王玄策出使遭劫吐蕃发兵破之献捷、高宗初登吐蕃赞普表忠心等等，都可说明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有了与强大吐蕃王朝的这种友好往来，唐朝初年才得以休养生息，人口、粮食、军力均得以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友好相处，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吐蕃王朝与唐朝的交往可以松赞干布病逝为分水岭。公元650年，松赞干布病逝，吐蕃与唐朝及周围各部的关系进入了和战时期。877年，吐蕃各反叛势力攻占山南雅隆河谷，在琼结掘毁赞普王陵，吐蕃王朝灭亡。吐蕃一词，自此成为地域和民族的泛称。吐蕃的内乱和瓦解，使原被吐蕃占有的河陇等地部分被唐朝收复，原吐蕃之地的一些新政权开始向唐朝入贡。 从总体上讲，吐蕃政权和唐朝政权是并存独立的两大政权，对立与统一并存。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逐渐形成了民族性爱国主义传统，这具体体现在对赞普的忠诚和藏文明的创造上。在宗教方面，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并确立地位，在内地和印度高僧的帮助下，佛教经典的翻译十分繁荣并取得较大成就。在建筑雕塑绘画方面，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西藏主要寺庙先后建成，其中大昭寺、桑耶寺佛像、雕塑绘画、碑刻工艺都堪称一绝，“阿嘎”土的运用更是空前。在文化方面，伴随着藏文的创立，文化形态多样化、内容也更为丰富。医学方面，通过汉地传入的医药历算，培养藏族医学人才，并著有举世闻名的《四部医典》。在制度层面，吐蕃王朝适应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法律及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同唐朝进行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促进了西藏本土经济发展，逐渐夯实了高原地域经济。在交通路线方面，吐蕃王朝对外有印度道、尼伯尔道、西亚道、中亚道、西域道；吐蕃王朝对内有唐蕃古道、四川及南诏道。在经济方面，以畜牧业为主，当时西藏的武器制造业、鞣皮业、碑刻工艺、毛纺业、毡裘制造业、制陶加工业等手工业发达。 有人会以唐蕃争战，否定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假如真要这样，当年蒙古大军、满洲贵族先后建立的元、清王朝，还有先后与中原政权并立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便无法评说。古代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民族争战。古代汉族人民爱国，是因为国家为他们提供生活生产的依存环境；对于少数民族来讲，由于生活环境较差，人口又少，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就是爱国主义的行动。在这里，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民族属性之使然，是维系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⑨。正如有人总结的，“中华历史五千年，英雄人物万万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族人民都曾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代表人物，他们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我们应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立场上，坚持对历史上各民族英雄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地搞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⑩。中华民族正是以其强大的海纳百川的包容个性，才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和繁荣昌盛。在承认吐蕃藏民具有爱国主义情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强烈谴责吐蕃军队借唐王朝安史之乱进行的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这场战争带给中原百姓太多的伤害。 分裂割据时期藏民族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融入 吐蕃王朝灭亡到西藏地方萨迦政权建立的400年，称为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这一时期，藏民族与内地的交往和交流主要出现在北宋王朝。中国历史上的宋辽夏金分裂时期，中原政权实力不如唐朝强盛。宋朝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藏族各部联系交往较少，但与临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却非常密切。藏民族上到贵族下到商贩，基于长期以来对中原文明的认同积累，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民族向华夏民族的融入变得愈发频繁和更为全面。尤其在西北，由于藏汉军民的共进退有力地维护了当时中国西部的长期稳定；由于藏汉群众的团结协作，有效实现了藏汉群众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在当时远离中央政权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对付西夏政权（后来还有来自大辽的强力支持）的强大威胁，藏族地方政权和割据势力自觉向宋王朝靠拢，希望得到宋朝皇帝的支持。宋王朝也需要更多西部势力与西夏抗衡。吐蕃部族首领唃厮啰为巩固政权，先后多次遣使向宋皇帝纳贡，并乞官职。宋王朝先后给唃厮啰及其子孙封官任职，并给以优厚俸禄。公元1116年，唃厮啰所辖地区全部改为宋朝郡县。另据史载，公元1003年，潘罗支杀西夏诱降使者，宋封潘罗支为朔军节度使。同年，宋封吐蕃咩逋族首领尼理为鄯州防御使。唃厮啰、潘罗支、尼理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他们多次对夏作战，有力配合了宋王朝的战略安排，有效维护了当时西部地区的稳定。 为了提升抵御西夏威胁的军事防御厚度，宋王朝从11世纪就开始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政策，加强对此地区的经营和管理。在宜农地区，宋安置了吐蕃分裂遗留下的藏民，免税耕种因战争而荒芜了的土地。在宜牧地区，宋王朝减免牧业税，招募藏民牧马放羊。在宜商地方，宋朝促进藏汉间交换、互通有无、两得其利，把传统的汉地与藏地的贸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四川汉源的大渡河以西以南汉民租种藏族农田耕种，农技得以交流，民族间关系更为密切。随着宋朝屯田戍边政策的落实，甘南、河西、青海东、川西北等地的藏汉民众逐渐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民族关系。 据史料记载，宋朝政府还发给这些藏族民众弓箭及其它武器，招募藏族弓箭手，组建类似内地汉族民兵组织，官民一体共同保护河西、陇右的生产生活安全。显然，这一时期的河湟藏族军民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当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之中，已经把自己的利益捆绑到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上，藏民族长期以来朴素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传统已经被放大到民族共同体层面，已经被提升到国家高度。 在400年的分裂时期，宋朝在与临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隶属关系构建的同时，也较以往加强了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的交往互动。10世纪中后期开始复苏的卫藏地区经济，也为两地交往提供了可能。卫藏各地割据首领分头与宋王朝发展朝贡贸易，两地民间的茶马互市贸易也异常活跃。宋朝政府在藏汉边地设置的专门机构的贸易，使卫藏官民获得所需大量茶、布、丝绸等生产生活用品的同时，来自藏区的珠玉、土特产（麝香、皮张、牛、羊、酥油、乳类、食盐、药材、白银、金沙等物）也大大丰富了汉地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在输往内地的诸多卫藏物品中，蕃马最为重要。在文化宗教方面，卫藏各割据政权为了加强宗教控制力，纷纷复兴佛教。青海丹迪地方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收徒传教形成的宗教中心，成为卫藏“后弘期”佛教复兴的力量源泉之一。 正是基于藏汉及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同源和长期的友好往来，藏民族的成长过程就演变成为一个少数民族对先进文化不断认同、逐渐融入民族共同体的过程。由原初的民族性爱国传统迸发出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自觉，已在分裂割据时期的唃厮啰、潘罗支、咩逋等藏族各部的成长中窥见一斑。历经坎坷的藏民族与中华民族间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坚不可摧。当有人试图淡化藏、汉这一真实历史交往事实，甚至不断挑拨藏汉及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除了无知而外也就只有别具祸心一说了，当然最终也只会是徒劳无果。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主体民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13BKS102） 【注释】 ①赵永春，贾淑荣：“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页。 ②⑤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4页，第89页。 ③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4～305页。 ④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⑥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0页。 ⑦牛朴：“试论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6页。 ⑧李乐：“近二十年国内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59页。 ⑨⑩顾杰善：“关于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理论探讨》，2003年第6期，第16页，第1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