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浩翰的国土和衍生到今天的56个民族之所以依然完整，这都是从古至今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密切交往，团结共事的结果。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的精辟论断，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携手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历朝历代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共处风雨阴晴的曲折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
    先秦时期，秦始皇命赵陀在南海“和辑百越”。赵陀摒弃民族偏见，积极鼓励汉越民族相互通婚，使秦始皇的大一统天下得以向华南扩张。战国时期，羌族百姓和汉族工匠合力同心，共克水患，建成了都江堰，世代造福于大西南各族人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成就大事的先例。
    汉代张骞通西域，使中原汉族人与西域乌孙大宛、大月氏等少数民族有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内地与西域的丝绸、漆器、马匹、毛皮的交易日盛，使得中原地区能够引进从西域而来或经西域而来的胡麻、葡萄、琵琶、胡琴等诸多物质和精神产品。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非常注意民族团结，他在西南“七擒孟获”的故事家喻户晓。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扶夷越，重用羌族人姜维将军，在四川、甘肃等地全面落实“和夷”政策，调适汉族和当地诸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安抚少数民族为主，使得蜀汉政权在大西南能够巩固和发展。
    隋王朝时期，曾有几位汉族公主先后与突厥王和亲，为加深中原汉族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友好交流，促进大漠边关的稳定作出贡献。
    大唐时代是最具有民族团结恢宏气象的朝代，也是最具有开放大国胸怀的朝代。唐太宗作为开国皇帝，开一代民族平等新风，他的名言是：“夷狄亦人，其情与中原不殊。”基于这种民族审美，唐朝一直坚持尊重、学习少数民族特长的政策。汉族服饰甚至出现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胡化现象。玄奘途经西域和青藏高原去天竺（印度、尼泊尔）学取佛经，一路上他信任并且得到了少数民族的帮助，使“西天”取经得以成功，并留有《大唐西域记》昭示青史。鉴真和尚东渡扶桑，把大唐文化传入日本，也是途经东北地区，得到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鼎力相助。唐朝首创宽松的羁縻制度（笼络藩属，保留民族首领官职，因俗而治），在少数民族地区信任、提拔、重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唐朝诗人刘禹锡学习巴人后裔土家族的民间歌谣《竹枝词》，把巴、汉文学融合后，加工整理又创新，创立了中国诗坛一种崭新的诗体形式，使之登上大雅诗坛。白居易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创作加工，历代著名文人也皆力模仿，故清代翁方纲评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
    唐太宗李世民开启的宽松、和谐的民族氛围和尊重、学习少数民族的良好世风，后继君王如武则天、唐玄宗等都在沿用并且予以发展。唐朝历代君王的民族团结思想和政策，也促进了周围、边疆各民族与内地汉族和中央王朝的倚重、交流与融合。“贞观之治”所开创的盛唐汉、民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宋、元、明、清至民国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宋代汉族文豪苏东坡被贬任海南，心情郁闷时仍然注重与黎族百姓的交流。他作《劝农诗》指导黎族群众耕作，与黎族人民结下了“鴃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的不舍不弃的感情。
    自西凉时期，西域龟兹乐和音乐老师就受到关中和中原汉族人的欢迎。胡琴进入内地后与中原原有的乐器形式结合起来，发展成中胡、二胡、京胡。中胡独奏曲《草原上》让悠扬的琴声描画出“蓝天白云，绿草如茵，野花飘香，牲畜成群”的美丽景象。二胡曲《二泉映月》，旋律苍凉优美，沁人心脾。京胡成了国剧——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因为仍然保有胡琴的构造基础，因此今天的汉语北方话口语还把京胡称做“胡琴”。
    西夏时，夏汉学者精诚合作，共编了《新集锦合辞》，留下辞书巨著。之后的元、明、清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合编书籍的事例比比皆是。清乾隆皇帝主编的《四库全书》就是由满、汉、蒙古各族学者共同编纂的。
    宋元之际，中原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开始南学海南黎族、北学维吾尔族，使中华民族的纺织技术达到了一个高峰。
    元代时，蒙古族国君忽必烈也善于利用兄弟民族所长为治国所用，他选定藏族宗教学者八思巴为大元帝师，擢拔维吾尔族人廉希宪为元廷宰相。
    明朝时，回族人郑和领导的中国巨大船队七下西洋，该团队就是一个由汉族、回族和少数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英雄集体。为让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开发内蒙古土默特平原，明廷任部落首领阿拉坦汗为顺义王，他鼓励大量华北汉族人到蒙古草原落户农耕，有力地促进了游牧和农耕的共同繁荣。蒙古族、汉族又共同建成青城呼和浩特，使其成为蒙汉团结的地标。明代西域南疆以维吾尔族人为主成立的叶尔羌汗国，也是一个善于吸收多民族文化为己所用的地方政权。喀什的语言以突厥语族的哈卡尼亚方言为基础，又大量借用秦人（汉族）文化用语，因此，叶尔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亮点。
    清代虽然是由满族统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大清国从东北建立时起，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就在中央和地方及八旗军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满族人正是成功运用了满汉团结共事，“满蒙不分家”的策略，才使得一个进关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能够统治整个中国267年。
    清朝时，满族皇族重视祭孔并与汉族孔府联姻，将满族的百种面食与汉族的数百种菜系结合成满汉全席。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这些都是满汉合作共事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近代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团结共事，成就事业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解放战争时在保卫延安、解放宁夏战斗中战功卓著的回汉支队，汉族学者李拂一居边20年和傣族结成至交后写成《泐史》（傣族第一部编年史），青海藏、蒙古、土族僧侣在唐蕃古迹中间站共建汉藏友谊金桥，还有纳西族首领木公三“抢”汉族神医杨辉，湖南侗家“抢劫”汉族先生到侗寨教授汉文化等，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团结合作的典型例证。
    历史上和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古老而强大的中国，凝聚如磐、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许多成大事之功都是民族团结的产物。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16日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