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西北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指出该走廊由东西向的 “河西走廊”和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组成。提出“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后不久，费孝通也将其目光从东南沿海转向了西北民族地区，特别对处于“西北民族走廊”的甘肃、青海两省情有独钟，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其足迹几乎遍及该走廊的所有民族地区，并从边区开发的角度，结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为该走廊地带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包含多个层次、跨涉不同区域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
    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海东地区是河湟走廊的腹心地区，也是我国农牧业文化交界和过渡的一个地带。1987年夏，曾两次到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考察的费孝通了解到，地处青藏牧区与中原农区结合部的临夏（古称河州）和海东，历史上一直是茶马贸易的集散地和中心。尤其是近两年来，临夏有数万人上青藏高原从事贩运和劳务活动。他们从东部购买商品，向西部贩运至西藏、青海腹地。青藏高原虽有丰富的牧业资源，但尚处于自给经济的水平上，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要走商品化的道路，这就需要一支沟通农牧地区商品交流的队伍。费孝通调查后认为，这里的回族、撒拉族乃至土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养成了经商和长途贩运的特点，这是他们的民族优势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如果加以引导和帮助，完全有条件将其培养成为活跃在青藏高原的商业队伍。而且临夏和海东在其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区域。因此，费孝通认为要利用这个地区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基地,把临夏和海东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成为向青藏高原发展贸易的中心，以促进牧区经济的发展。于是他向中央建议：成立跨省区的“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协作区以临夏、海东为基础，逐步增加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的部分藏族及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共同发展地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意费孝通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建议。1987年8月20日，海东——临夏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达成协议并在临夏市举行签字仪式，费孝通担任名誉顾问。这个建议标志着费孝通的研究工作开始进入区域发展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费孝通社区研究的内容，并成为费孝通“发展边区民族经济的试验田”和“对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大梦想的前奏”。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对等，导致双方的协作缺乏利益联结，加之缺乏跨地区协作的长效机制等原因，最后这个设想无果而终。
    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将区域经济概念落到实处
    
    费孝通在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区经过考察后，认识到黄河上游地区,正处在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4个民族自治区的中心,是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多民族聚居区,资源条件比较好。如果先使这一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中心,就有了辐射和带动西部发展的稳固基础。尤其是我国自从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而越来越多的受原材料紧缺困扰的沿海地区企业热切希望发展与西部地区的合作，以建立稳定的原材料基地，这给西部地区发展原材料工业带来了机遇。于是在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由费孝通牵线搭桥，甘肃省联合青海、宁夏两省区共同提出了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会议期间，费孝通主动邀请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领导同志举行座谈会，商讨该设想的具体实施方案，并表示民盟准备组织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协助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当年7月13日，费孝通与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以民盟中央的名义致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央以优惠政策在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以此作为全国开发大西北的突破口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点，从而与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相配套。民盟中央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9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民盟中央就开发大西北提出重要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予以肯定将研究实施》的消息。消息称：“民盟中央的建议总的设想是好的。何时实施，建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研究……民盟中央的建议，对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作出了宝贵贡献，值得认真研究。”
    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包括黄河从青海龙羊峡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1800多公里河段所流经的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中部和北部、内蒙古西部和中部沿岸及两岸经济辐射带，涉及甘宁青部分地区，是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四大民族自治区联结部的核心区。这里有着十分丰富的矿产和水电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条块分割，相互封闭，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这一地区的工业生产布局也不尽合理，少数大企业虽然具有相当规模和生产能力，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地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一方面资源十分富有，另一方面经济上依然贫穷的畸形状况。基于这种情况，费孝通提出了“共同规划，分头实施，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协作原则，民盟中央提出了“以水电为龙头，发展原材料工业及其深加工工业，带动全区中小企业；利用电力提水，扩大灌概面积，开发黄土高原，稳定和发展农业，建立粮食基地”的开发总方针，其目的在于有效地缓解国内原材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尖锐矛盾，推动国有大企业深化改革，同时带动附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通过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巩固民族团结。199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上的讲话中，费孝通强调指出：“黄河上游这一地区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又是生态失调的地区。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除供给全国之外，发展自己的中小企业。”1992年，费孝通又撰文指出：“这个经济中心启动的结果，将使这个协作区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中心。而且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西向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而且这个西部的国际市场比东部的国际市场更有潜力。”费孝通的这个建议是从大区域出发来设想怎样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区域经济这一概念落到实处的例子，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该设想提出4年后的1992年7月，费孝通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这个建议得到了四省区和中央的支持，已经实行了4年，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两南兴藏：对民族地区现代化方法的追求与探索
    由于身体原因，费孝通一生未到过西藏，但他一直非常关注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考察了处于“西北民族走廊”的甘南和肃南之后，又提出了从外围入手、向中心推进的“两南”兴藏的战略构想。
    “两南”即指今天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两个地方均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和交往密切的地区。其中甘南是同汉族地区最接近的一个藏族自治州，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也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藏族聚居区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之后，在历史传统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之下，甘南已经成为商业经营最活跃的地区。早在1985年，拉萨的自由市场已经由甘南藏族所控制，仅坐商就有200~300人；每年有大约300多辆私营卡车运输商品进藏，仅酥油一项就有150万公斤，而且甘南竟有一半人到过拉萨。因此，费孝通认为，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打开了大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费孝通在考察肃南的牧业改革之后，他又将肃南与甘南联系起来，认为甘肃的“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事业上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紧靠着青藏高原的边缘，许多民族与藏族有长期的历史关系，有的民族受藏族的影响已经信仰了藏传佛教（如裕固族），而且这些地区处于农耕与游牧交界地区，容易接受新知识，发展现代化。因此，费孝通认为藏族的现代化应该“反弹琵琶”，从外围入手，先发展西藏周边同汉族接近的地区，逐渐向藏族的中心地区伸展，从文化和经济上发生现代化的反馈作用。费孝通还形象地把甘南与肃南看作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把现代科技知识与观念输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上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地区。 “两南”兴藏充分反映了费孝通对民族地区现代化方法的追求与探索，显而易见，这对藏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费孝通的上述设想是他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西北民族走廊”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这些设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非常注重该民族走廊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依托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它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解决当前具有挑战性的民族问题，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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