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诸如“优胜劣汰”等各种类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开始质疑，并提出了新的理念，即“共生”。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林恩·马古利斯等人进一步将其完善，提出自然界进化不是通过弱肉强食、消灭对方实现的，而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经过相辅相成的合作，使共生体的整体机制超越共生前的独立个体水平而完成的。
    在微观层面，马古利斯追溯和解释了早期生命演化中的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真核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当初都曾是各自独立的微生物体。由于环境变化，这些微生物体与邻近的“细胞”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出一种相互包容的机制，最后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即多家“共生”的真核细胞。在这个真核细胞共和体里，参与“共生”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按照19世纪人类所归纳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原则，而是按照一种“共生共处，各得其所”的方式运作。结果，细胞由于具有了“真核”而向新的生命形式演化，线粒体和叶绿体得到了“细胞”的搭载，不仅能继续自身的生命形式，而且能一道进入新的生命境界并从中获得新的机会。
    在宏观层面，马古利斯把这个模型机制运用到地球规模的盖亚假说上，说明地球上有机的生命和无机的物质环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也是这样一种形同真核细胞的“地球生理系统”。地球上的有机和无机界成员相生相养、互惠互利、共同进化，共同演绎出这个叫做“进化”的大戏。按照这种共生理论，微观的细胞和宏观的地球之间或有强弱之分，但参与游戏者各有角色，谁也没有“吃人”或“被吃”，只是相互合作、“共生共存”，按劳取酬，各得其所。换言之，加入新系统的各个老成员谁都没有失掉自身的主体性，而是各自以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占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并在其中参与和发挥其独有的功能，自然也享受属于自己的权益。
    将马古利斯的共生论运用到对民族关系的观察上，可以有很多启示：首先，民族之间的主流关系是共生，而非同化关系。共生论已证明，作为强势的进攻方与作为弱势的受害者完全可以共生于新的生命体内，受害者也并未被杀死，也没有屈服，两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杀手细菌”和“受害细菌”的微观联合的过程是：“为了抵制死亡，（受害）古细菌将那些快速运动的杀手细菌整合到他们的身体内，于是古细菌存活下来，并继续不断地受到螺旋菌（杀手细菌）侵染，这一对奇异的伙伴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古细菌结构发生改变，但并未被杀手细菌进攻者杀死。受害者也并没有完全屈服。”马古利斯将共生原理扩展到社会领域，运用到对民族关系的解释之中。她写道：“这种合并现象在文明社会同样存在。例如两个差别明显的敌对民族通过媾和形成新的身份，比如一个文明社会培养的作物被另一个民族所接受。”其次，民族之间并无高低之分。进化并不是奔向高贵的过程，各个生物之间并不存在高贵与卑微、高等与低等之分。例如在整个自然界，自誉为高贵的人类其实也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一员，并没有所谓的高贵之处，更不能将整个自然视为人类的附庸。人与自然界都谈不上高低之分，同为人类的民族之间更无从谈起这种等级排序。再次，“共生”是民族关系成熟的表现。一方面，这种“从人是世界上最高等的动物的信念向更平等的、要求尊重所有的生命、承认所有的生命拥有共同的权利的世界观的转变，是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共生”又是成熟的表现。“因为进化中容易形成新的共生”，这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地从敌对转向共存”。“从杀死就近的生物作为食物，到帮助它们生存而后取得必需的一部分，这种变化是物种成熟的标志”。当今越来越时髦的各种类型的共赢理论，其实都是这种共生观的另一种表述，而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优胜劣汰的零和关系，上升到和谐相处的共生共赢关系，更是其成熟的标志。
    由此可见，共生论并不排斥进化论，也不否定同化现象本身。关于进化论，“达尔文的伟大发现并不是错误，只是不够全面”。必须明确的是，共生论所否定的只是“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鉴于很多人将“优胜劣汰”视为进化中常有的现象，甚至作为其中的一个主流，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进化”的含义。在马古利斯看来，“进化，简言之，就是生物界通过时间发生的变化”。这就是说，进化只意味着时间过程，并不包含任何人为的由低到高的目标指向性，它只是历史过程本身。为此，马古利斯一再强调：“进化，简单说来就是一切的历史！”
    当代科学成果和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现实已经充分表明，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同化是局部、是例外，更为常态的、更为普遍的是共生。这不仅为当代越来越普遍接受的各种共赢原理提供了科学支撑，也使我们当今的民族工作主题，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更富有科学性和时代性。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