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族问题作为因民族这个载体的存在而产生的纠纷、摩擦和冲突，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和采用不同的民族理论，使得民族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相应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也就各具特点，而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理论和政策，否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睦、社会稳定的局面将永无实现可能，相应而带来的是更大的危害和灾难。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聂孟强，男，汉族，四川邛崃人，贵州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2)01-0051-07
    马戎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一文，引起全国民族理论学界关于民族能否去“政治化”和被“族群”替代的大讨论，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使我们把注意力再集中在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具体政策上来论述“去政治化”和“族群”的合理正确与否。因为“去政治化”和“族群化”的问题，关系到对我们国家一贯以来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工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团结和统一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等重大问题。
    一、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涵义的阐释
    
    民族理论是民族问题理论的基石，有什么样的民族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在中西两种不同的语境下，对民族及其民族产生、发展的规律都有不同的阐释，最主要的在于两种理论产生的理论依据、历史条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的殊异之处。西方的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是来自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们，如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凯杜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他们都认为民族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并不存在于以前的社会形态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就是代表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了发动、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等旧秩序的工具而已，是人们“想象”和“构建”出来，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的东西，一切取决于政治家、思想家们和现实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安东尼·史密斯在研究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后(亚洲、非洲除外)，得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不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的部分的结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历史形成的领土、法律和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征，[1]P13-14得到了西方的主流社会的承认，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非洲等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在19世纪的拉美的独立革命、19世纪中期的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和21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别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并且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P9-11，结合他们对民族的认识及其以后的认识发展，可以得出他们提出“民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推翻旧的封建反动势力，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主要是利用“民族”的全民性、煽动性、诱惑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发动和动员广大的下层群众站在资产阶级的这一边，来推翻强大的传统封建统治制度，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类型和社会体系，反映其提出“民族”概念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而这正好符合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文化氛围。
    虽然我们现在贯彻的民族政策其理论依据是来自西方，但是在进入中国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西方的民族理论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继承和发展，即我们常说中国化的过程。[3]P6-19况且这里的西方的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而是同样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这中华大地上一直以来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不同的民族集团和部落。由于理论和实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理论来自实践，而实践又受到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国家对民族在几千年前就有清晰的认识。大禹时的“万邦来朝”、商汤灭夏时的成汤率领的“三千诸侯”和武王灭周时候的“八百诸侯”，里面的“邦”和“诸侯”其实就是不同民族集团。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已然形成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中间诸夏”的五方格局。《礼记·王制》里面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就从风俗习惯、文化、心理认同意识等方面表明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这与现在区分民族的标准真的是殊途同归。相应我们也建立西方国家所谓的民族国家，标志就是在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轨、行同伦和书同文等统一行为，使得西方国家所说的民族的形成必须具备统一的地域、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化、统一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在此已经形成。通过上述的阐述，我们发现中西方在不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对民族认识的出发点、立场、目的、原则的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如何治理、管理、认识这些不同的民族或民族集团，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西方的出发点是如何来发动、调动广大人民来支持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用西方占统治地位民族理论来评价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科学性和准确性是不实事求是的，当然结论也就不一定是那么科学和理性的。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在解决、认识民族、民族问题上一直采用儒家思想的观点，即用文化而不是血统的观点来解决、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4]P27-45因此，在我国一直没有有民族意识就必然会出现民族分裂的局面的认识，这正是我国在解决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理论、政策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民族政策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马戎的这篇文章很多的论点、论据和结论都是建立在他自己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上(特别是西方的民族涵义的认识和理解上)，因此他的文章里面的相关结论就值得商榷和探讨。
    二、民族构建的模式的阐释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两个以上民族居住的国家，并且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在近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分散、有众多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政治实体或组织等组成的一个大的混合体，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等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些国家如何把这些分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的阶级或阶层、政治实体或组织凝成一个统一、稳定、强大的实体，摆在这些新国家的面前，成为这些国家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到这些新国家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国内外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能否在当今世界体系中长期存在下去的关键要素。其实拉美各国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19世纪初期拉美诸国就完成独立革命，建立新国家，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成为像西方一样独立的国家，反而变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附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才基本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针对这些问题，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政治学家则给出一个他们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那就是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诞生过程中的民族构建模式。马戎认为的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国家民族构建模式(以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尚未发展起来的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构建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就是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语言、地域等上的统一，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个稳定统一的人们共同体。第二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这在亚非拉众多国家里都可以找到的例证。他们认为前一种是后一种的前提和基础，后一种是前一种被动的反应和模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为何对自己关于民族建构模式具有优越感的根源。
    马戎通过分析俄国(苏联)和中国在近代以来在构建民族模式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与俄国的民族构建模式在前期是正确的，现当代的构建模式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否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他认为两个国家的民族构建都经历“民族国家”到“多民族联合体”同样的发展历程，并且把这两个国家现在的一些民族分裂活动、恐怖主义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归结于“民族构建中的多民族联合体”的主张。事实是否如马戎所说的一样呢？答案是否定的。沙俄时期的民族构建实质是通过把他所侵略占领的民族和地区，通过构建历史记忆的方式，把这些被吞并的民族和地区构建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如果这被看成是一种合法或正确的途径或方式的话，那不是去强调、鼓励大国去占领、侵略别的小的国家或民族然后通过民族构建就变成合法？那这个世界可就真正变成弱肉强食的世界，哪里还有没有公平、正义而言？他认为苏联的失败，在于其实行“多民族联合体”的民族构建模式、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识别的政策，而没有实行“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才导致苏联的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其实苏联的瓦解不是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执政党自身的失误而导致的，并不是民族构建模式的错误导致的。中国在1949年前进行的民族构建并不是像马戎所说是为了重新构建中国的国家结构和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统一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大一统的历史，一直到现在，统一仍然是主流，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最高利益。西方的三权分立、联邦制等是西方国家结构体制，而这些制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证明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那么何来的重新构建中国的国家结构？马戎认为1949年之后中国实行类似苏联的“多民族联合体”民族构建模式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方针，是造成我国现在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比较猖獗，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民族意识的强化等负面的现象的增多，使得我们国家在民族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是否认为只要实行西方国家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建构模式，就不存在分裂活动、分离主义和民族意识的负面的现象呢？答案是否定的。
    马戎认为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和民族分裂思潮的意识形态泛滥的制度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我们采取类似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以及后面的民族识别工作。有些地区的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问题是和我们具体的政策有一定因果关系，但绝不是向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制度、政策都出现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执行力”问题，①因为不只是民族政策方面，在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我们国家都制定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些结果的出现归结到制度本身的问题，有点哗众取宠之嫌。中国在民族构建的模式上，既不是西方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也不是沙俄的强制性的单一“民族国家”构建模式、苏联的“多民族联合体”的构建模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设立若干特别的行政区域，即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等自治地方，但是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联邦制的联邦政府与邦或州、共和国的关系。我们现阶段解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就是汲取我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的产物，是适应中国长时期都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现状，也是符合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因此像西方国家等单一民族的国家和亚洲、非洲、拉美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居住和分布格局与中国明显具有差异，相应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特点的，当然在解决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上观点也是不适合中国国情和历史特点的。
    三、关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决权的论述
    
    马戎认为我们现在解决民族、民族问题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使得原来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也开始有了民族意识，严重的甚至产生独立的民族意识。我国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识别的理论和政策的确使得原来一些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萌发了民族意识，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因为这种意识的兴起，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起着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和提供加速发展本民族经济社会的动力。相应一些大的民族，其民族意识很早就存在，并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存在。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剥削阶级社会不存在民族意识，而到社会主义社会才存在民族意识，那不是很可笑吗？马戎还认为只有大的民族才能产生独立的民族意识，小的民族是不会产生独立的民族意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他所说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的针对对象，就只能是小的民族，对大的民族是不适用的，在于他们在现有政治权力分配体系的格局中是既得利益者！这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更大的矛盾和冲突、纠纷，国家、社会的永无宁日。
    马戎认为由于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才使得有些民族才会萌发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和意识，导致民族主义和分裂思潮的泛滥，而萌发这种意识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实行没有剥削、歧视和压迫的平等、团结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多大的信服力和科学价值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族和地区的分裂活动和意识就在于他们没有实行像我们国家的民族平等的政策的理由，那我们又如何理解当今国际社会对少数族裔的保护，各民族、种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原则呢？难道他们是当今世界分裂活动猖獗的罪魁祸首？利用“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必须是处在殖民地、占领国、保护国等国家下的民族，并且是主权国家下的全体人民，不是部分民族或部分地区。[5]P163列宁提出这么一个结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而言，具体指在受到沙俄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民族，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等被沙俄帝国吞并的国家和民族，目的是反对沙俄的残暴的统治，然后建立起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多民族国家(后又扩大到广大的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政治、经济、人权、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公约，并就“民族自决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现在在大多数学者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即“民族自决权”不是无条件的，只适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保护国、被侵略的国家或民族。在当今世界适用这种原则来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只有东帝汶、厄立特里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原来是独立的国家，后被周边的大国通过武力的方法强制占领、统治的前提，我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明显地与之不同。与中国国情看似很相似的苏联，其实两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大家也知道，苏联版图的前身是沙俄帝国通过不断的侵略扩张来建立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出来，是在情理之中的。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所聚居的地方成为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虽然有的是因为战争的这种形式，但绝大多数不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成为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而是因为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先进的文物典章制度和生产力水平，而自愿成为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一点正是中国和俄国及其苏联最大的差异，也是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的根本所在。②
    马戎认为民族意识与民族独立、民族分裂主义或民族自决运动有因果关系。即有民族意识，就有民族独立、分裂或分离方面的意识，使之由潜在的意识转变为现实的行动可能性。世界有几千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里，近几十年来随着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民族意识广泛觉醒，但并没有使我们世界的国家数量呈大幅上升，反而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民族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其实质主要是对本民族的生存、交往、发展、地位和待遇、权益等方面享有和保护的行为和思想。它是一个复合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关于民族独立方面的意识只是一个方面，不要一提到民族意识，就往民族独立方面来想，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一相情愿的想法而已，其实我们一些学者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所证实我国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就是在新疆、西藏等分裂主义比较猖獗的地方，也不存在这样的意识，有的话只是存在于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身上，绝大多数的各族人民对分裂主义是深恶痛绝、坚决抵制的，在这些地方的数次事件中的参与者人数可以证明我们的人民群众是站在国家这一边的，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因此，民族意识与民族分裂并没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发展本民族经济社会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四、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各民族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和差距。解决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只有经济得到发展，其他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否则，那就是空中楼阁。马戎认为解决中国当代的新的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把中国的民族身份“文化化”，其实质就是“去政治化”，重新对中国的民族进行新的构建，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强化中华民族的意识，弱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这种办法先不论它是否科学合理，是否颠倒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原理不说；同时这种办法能否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民族问题之原因
    他认为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深入，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导致冲突和纠纷等引起民族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关系呈现紧张的趋势。举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及其影响来说明是由汉族的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知识、民族理论普及教育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其实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真的是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知识、民族理论和汉族的大汉族主义吗？新疆“7·5”事件的导火线真相是什么大家都比较清楚，并不是如外界传闻的那样。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公平经济、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会导致个体收入之间的差异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一概看到他们的收入差距就一厢情愿的认为是社会不公平、受歧视造成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的谋生的技能上的差别、职业的不同、教育水平等因素所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归结于为汉族地区没有宣传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知识的结果，其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有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意识形态上等原因；有纵向的原因，有横向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有自然的，社会的原因；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民众缺乏民族理论、政策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否则就有偏颇之嫌！
    (二)解决的路径
    马戎认为解决中国现当代的民族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文化多元主义”，即把民族“文化化”或“去政治化”。首先，他把文化与政治看成是可以分离的两种现象，其实，政治与文化是浑然一体的，政治是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政治。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虽然是典型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但是其政治体制、政权结构、政治原则等政治制度上却截然不同，其根源就在于背后的文化的影响。苏联用联邦制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而中国用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背后也是其各自的传统文化的作用。文化也是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话语环境中，受到主流社会推崇的“文化多元主义”、“族群”的概念就是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和民主制度下的成果。中国语境下的“民族”概念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高度“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传统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和产物。③其次，用“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化”这种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多是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就连那些原来不是移民国家的英国、法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移民的逐渐增多，也逐渐开始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国家日益复杂、尖锐的移民(民族)问题。相反移民(民族)及其移民问题(民族问题)很少的国家很少采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国家的移民(民族)问题。其根本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以及民族问题一直就存在，也存在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原则，这时要打破原来的体制和均衡，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必然引发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混乱，严重的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如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在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的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就是采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或者是西方等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等，如卢旺达大屠杀、安哥拉、塞拉利昂、索马里等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有明显的不同，要在中国实行文化多元主义，恐怕也会像非洲一样陷于战乱频仍、社会的动荡不安、民族分裂活动猖獗等现象。再次，就是“去政治化”和改“民族”为“族群”这种方法能否成为解决中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的关键的要素？他认为同时多民族(族群)的大国(美国、印度)就很好的处理该国的民族问题。事实并不是如此：美国在解决民族(移民)问题上也并不像马戎认为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其实美国每年发生在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冲突不计其数。(具体的看国务院办公厅的《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里面的数据)美国政府实行文化多元主义或“去政治化”，后面隐藏着一种逻辑，那就是要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放弃在政治方面的某些权益等。
    其次，印度这个国家构建“印度民族”的努力，懂一点印度国情的人都知道，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制度是印度国内矛盾十分尖锐的主要根源，并没有随着“印度民族”的构建而减轻，反而印度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特别是印度的三大宗教集团之间的纷争一直存在。印度国内频繁发生的几大宗教信徒发生的惨案就可以证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印度近13亿人的人口中各民族之间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人才1.5亿人左右，并且还有好几个人口上千万的民族，这与中国的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占绝大多数(91%左右)，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少数(9%左右)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中国的现在各民族一直以来都是居住在中国的传统疆域范围之内，基本上没有外来的民族能够进入中国，并且占着统治地位的基本上都是汉族及其创造的文物典章制度。印度虽然和中国一样是文明古国，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先后就被几个外来民族的入侵所中断，因而它的文化就形成几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圈，以此也就形成以文化圈为代表的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并且这几种文化之间没有谁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他们之间的纠纷、斗争和矛盾一直存在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由此，他认为印度的“文化化”的政策是成功的是有很大疑问的？最后，民族认同与构建公民认同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事物的多维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两者之间在适用的对象、目标和目的等方面都明显的不同。民族认同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心理认同，其实质是群体认同，公民认同强调的是在一定疆域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法律认同，其实质是国家认同。用公民认同来代替民族认同，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有民族虚无主义的趋向，当然，也不能用民族认同来代替公民认同，否则会出现与苏联、南斯拉夫等一样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因此，构建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还起着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效果和影响。
    综上所述，马戎认为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民族、民族问题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错误，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当代民族问题就应该采用西方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即实行“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任何一个国家制度和文化都存在一定的时空维度下，在别国成功，并不意味着在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会成功，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多党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水土不服就是明显的例证。本文针对他所依据的论点、论据，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长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各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我国在解决少数民族及其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等，从四个方面来批驳他的观点，得出我国现当代的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富强。
    注释：
    
    ①这里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在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时的态度、效率、效益等。
    ②中国历史上发生很多起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的事件，但大多数最后结局都是中央政府取得胜利，然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如汉朝与南越国，唐朝与南诏、突厥，明朝与北方的蒙古政权，清朝与台湾的郑氏政权、西藏地方政权等。
    ③其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吸收中国古代在治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策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主张的历程来阐释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受制于“大一统”的传统政治观念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具体论述可见田继周著《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何龙群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4]陈玉屏.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5]罗树杰，徐杰舜.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