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年版《新华字典》。  魏建功在北大寓所。  叶圣陶先生。吉尼斯世界纪录机构4月12日宣布，《新华字典》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截至两项纪录统计的计算时间（2015年7月28日），其全球发行量达5.67亿本。 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作为学习汉字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必备工具书，《新华字典》已成为中国人和许多国家和地区汉语学习者的良师益友。那么，这本小小的字典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编写的？其发起人和编辑者是何许人也？几十年来又经历了哪些发展与变迁呢？ 编纂《新华字典》的历史背景 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非常普及，但却没有一本通俗易懂的字典可供老百姓使用，一些中小学教员、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辞源》这些大部头辞书查找资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实用。 这种情况引起了语言文字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的注意，他有了编写一本新字典的想法。1947年6月6日，魏建功在《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型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1948年秋天，北平城已被解放军大军包围，在隆隆的炮声中，魏建功找来周祖谟、吴晓铃和金克木等几位北大同事商量编写字典的事。多年以后，金克木在一篇短文中忆及此事：“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魏建功目的是要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也有了初步的计划和想法，但由于当时的时局，他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后百废待兴，新政权既要规范语言文字，又要扫除国内大量的文盲，所以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字典问世，正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作为一名资深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对当时流通辞书的弊病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些辞书“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鉴于这种情况，叶圣陶计划组织人员编纂一本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需要的新字典，他的这个想法与魏建功不谋而合。 1950年3月，魏建功遇到叶圣陶，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面有个想法，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师大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圣陶问他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欣然同意，只是自己还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怕精力和时间不够。后来，叶圣陶给主持北大工作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他免去魏建功的行政职务，只保留教学任务，就这样，在叶圣陶协调下，魏建功被借调到出版总署组建辞书机构。1950年8月1日，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魏建功出任社长，那本尚未问世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之父 《新华字典》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但其编纂者却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来，随着一些媒体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魏建功的名字才逐渐为人所熟悉，并被人们誉为“《新华字典》之父”。 魏建功1901年生于江苏如皋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祖父是个秀才，当过几十年的镇董，做过许多修桥补路、兴教办学的善事。受家庭熏陶，魏建功自小便对“小学”很感兴趣，中学毕业后，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钱玄同，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底子，为其后来研究语言文字埋下了伏笔。 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学校。1928年，魏建功在钱玄同推荐下，出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更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抗战胜利后，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身份去台湾推行国语，使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成为中国最早普及国语的省份，这段经历成为魏建功一生中重要的一页。 1940年代末，魏建功重回北大教书，并萌生了编写字典的念头。1949年4月，魏建功制定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归纳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 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开始工作，关于这个只存在了很短时间的机构，今天知道的已经不多了。新华辞书社原来隶属于出版总署，后来又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室，人员开始只有魏建功和萧家霖，后来又加了几个人，但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人而已。 新华辞书社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编写《新华字典》。按照原定计划，《新华字典》将于一年内完稿，但初稿完成后，叶圣陶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于是魏建功等人又反复征求专家、读者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订，1953年12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57年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十年来历经十余次修订，数百次重印，发行量累计达5.6亿多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 历史上的多个版本 《新华字典》是第一部用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次创举，自出版以来不断修订完善，至今已有十三个版本，几乎每五年就修订一次，这在辞书出版史上非常罕见。 《新华字典》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有1953年和1954年两个版本，1954年版没有大的更改，只是将1953年魏建功的封面题字改为拼集鲁迅先生字。 1957年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1957年版。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57年版《新华字典》首次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辞书界一般将这个版本作为《新华字典》的第一版，其实严谨的说法应该是“商务印书馆第一版”。 1959年版。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这个版本突出了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的方式。 1962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比较没有太大的改动，只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略有变动。 1965年版（1966年印刷）。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1965年修订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此前的《新华字典》字头均是楷体，从这一版起采用了大号宋体字。另外该版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删去了大部分插图。 1971年版。1971年修订重排本恰逢“文革”，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字典开篇还专设《毛主席语录》插页，释义和例句也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 1979年版。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这版《新华字典》还存在着一些政治套话和术语，与当时的形势不太适应。 1987年版。由商务印书馆负责重排之前的修订工作，这一版本变动不大，只是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释义和例句。 1990年版。在1987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 1992年版。根据《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对个别字头作了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词语。 199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两年对《新华字典》进行了全面修订，该版本收录单字1万多个，词语3500多个。 2004年版。这一版进一步体现了规范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新增补100多个新词和少量字头，内容涉及科技、法律、经济等诸多方面，如光纤、光盘、互联网、木糖醇、克隆、基因等等，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1年版。这是目前最新版的《新华字典》，由社科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2011年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收录了一些网络热词；二是售价有比较大的提高。据说《新华字典》定价有一个“猪肉定律”，即一本字典的价格与同时期500克猪肉价格基本相当，如1957年版《新华字典》定价1元钱，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6元，2011年版双色本定价24.9元，几乎都与同期猪肉价格差不多。 此外，《新华字典》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被视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汉字，既是中华文明中的灿烂瑰宝，又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综合提升，世界各地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遍地开花，汉字汉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这个大背景下，《新华字典》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新华字典》的变迁史，其实正是新中国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