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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问题，具体所指一是内涵多元，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共同语包括口语与书面语，另外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二是分布多元，认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不仅存在于两岸四地这4个言语子社区，也存在于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各地之间互有异同；三是来源多元，指出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有不同的来源，二者在时间上也不同步。在多元观下，文章强调应该对民族共同语进行“纵横交错”的研究，即历时、共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研究。 关 键 词：民族共同语/国语/普通话 2016年是普通话定义正式修订公布及普通话推广工作60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普通话以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话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学术界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民族共同语问题重视不够，讨论得也并不充分，所以在不少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究的较大空间。另外，到目前为止，人们基本上是在“总体”或“整体”层面来认识和讨论民族共同语的，主要涉及它的来源，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普通话的推广等，似乎没能很好地深入到它的内部，就更多具体问题展开，因此也就难以做到深入和细致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从更多方面、更多角度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既可以从总体着眼，更应该由局部入手，而本文试图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来谈一个“观念”问题。 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对理解和研究它是至关重要的，以下就此展开讨论。 我们所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大致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具体的观念。 一、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观 所谓内涵多元，主要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语体及文体的分布多元，而内涵多元观就是明确和强化这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族共同语进行多维、复合的理解和研究。 内涵多元首先表现在民族共同语总体上的二元分布，也就是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而以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表述往往并不是特别清楚。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时候，通常把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以下一段权威性的文字：“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①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表述是“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②。 那么，所谓“官话”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中一外两位学者的表述： “官话”又称“京腔”，由此产生了英语Mandarin一词，指清朝官员，也指中国官话或京腔。③ 几乎所有外国人听人说起汉语口语时，可能都会留意到其中的一种，即所谓“the Mandarin Dialect”。这就是“官话（kuan hua）”；严格说来，应译作“官府口头语言（the oral language of Government）”。④ 也就是说，所谓官话，是与方言土语相对的，指的是口语。其实，不仅官话是指口语的，就是国语也是立足于口语而非书面语。何九盈说，《汉语词典》（原名《国语词典》）在解释“国语”一词时，给出的第一个义项就是“准国音而成之语，别于方言。”⑤市川勘、小松岚则认为，“台湾‘国语’的前身是‘新老国音’，它当然也是以北京腔和北方话为其顶层语言的。”⑥无论是词典的释义还是学者的说明，都从语音着手，显然都认为国语是口语而非书面语。⑦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以前人们大致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讨论民族共同语的，由此必然会造成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直到最近，还有人在说“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是最成问题的。”⑧ 当然，也有人明确表示“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⑨但显然并未成为共识，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及民族共同语的时候要采取括号加注的形式加以明确或强调。比如，《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刊登的“汉民族共同语多人谈（二）”在“编者的话”中，就有以下的话：“今后的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明确并强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态，主要是想补上以前研究的短板，并且寻求新的增长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全面、深入、客观地研究共同语的来源及形成过程；二是对共同语本身进行分语体、多角度的进一步研究。前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处就第二点略作陈说。 着眼于分语体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口语，二是书面语，三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口语而言，它也有多元的特点和表现。比如，有人在说完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最成问题后，接着说道：“口语涉及方言，普通话口语当然应建立在北京话或北方话基础上。但情况又非如此简单。”⑩情况之所以“非如此简单”，主要是因为普通话口语中掺入了许多北京话或北方话以外其他方言的因素，而它与书面语形式有时也纠缠不清，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还有相当的发展变化；另外，还有所谓的“地方普通话”，更会使普通话口语呈现不同的面貌，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 就书面语而言，它的多元特点更为明显和突出，所以问题可能也就更多一些。在汉语研究中，虽然“书面语”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但是针对它所作的专门研究却很少，一些涉及的论述往往也都语焉不详，(11)因此很多问题都未能很好解决，甚至还很少涉及。近年来，汉语语体问题渐受重视，但有不少论著仍然囿于“传统”认识，基本只关注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以及二者用词和语法的不同选择性等，因此难有突破。近年来，冯胜利提出了通俗、正式、庄典三分的“语体三维说”，并且提出了“语体语法”概念；(12)汪维辉在冯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语体词汇”概念，并把冯氏的语体划分概括为俗常、正式、庄典、兼用、通用五体。(13)仅就书面语而言，无论是冯氏的“三维”，还是汪氏的“五体”，无疑都突破了以前人们的认识，初步揭示了共同语书面语构成多元的特点；而语体语法和语体词汇概念的提出，则把传统的语法、词汇研究与语体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甚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就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而言，人们对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基本也还限定在“总体”的范围内，而如果进一步深入下去，同样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上述五体作为一个连续统，既存在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也存在于二者各自的内部（即不仅书面语有三维或五体之别，口语基本也是如此），这样无疑就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考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再如，李如龙指出，“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差异大。这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也是汉语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14)这里，李先生把口语与书面语用词之分，上升到造词系统的差异，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而循着这一思路，必然会给传统的汉语词汇学及其研究带来新的变化，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及其关系的研究。 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一是就上位层次看，呈口语与书面语的二元分布；二是就下位层次说，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民族共同语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更多方面来展开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